权力腐败的法理透析

坚决惩治权力腐败和有效预防权力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权力腐败是权力的权利化和权力的非责任化,因为权力时刻存在着走向腐败的可能性,权力具有私欲性,权力具有可交换性,权力具有不平等性。权力腐败的本质是剥削,其法律属性与民本、民生、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完全相悖。要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权力腐败的法律控制

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将其意志强加于他物或人的能力。权力需要法律来约束,否则它极易为恶。权力要有一个合法化的手续,否则它就难以为社会所接受。权力只是法律的一个要素,决非全部。在当今因为权力极易导致腐败,所以要对权力进行法律控制。控制权力的方法主要有:分权、建立民主政体、明确权力的界限、减少权力的主观色彩、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设定相应的程序等等。     

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刍议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动态、最广泛的一种权力,与社会和公民切身利益具有最直接的联系。而任何有效的权力都有强制力的因素,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会出现强制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更是如此。行政权力具有正负双重效应,它既能够造福于社会,也隐含着腐败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一切权力都需要制约和监督,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审查的范围、行政机关内部的相互制约、行政审批事项的削减等途径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的私人性及其法律控制

公共权力在主体归属上具有私人性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导致权力运作的私密化.私人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利益和分配权能的私人占有的结合,使权力私人性的其逻辑后果必然是腐败.以法律控制权力的私人性,尤其要明确公共权力的活动领域、权力范围和责任范围.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北京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途径，将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落到实处。这里的制度创新，是指对反腐倡廉制度向实际运行和操作方向作出的进一步程序化、规范化、测评化安排，也是非法律制度解决反腐倡廉问题的制度安排，其具体体现在：权力运行被纳入风险控制范围内，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使可能发生腐败的领域、环节等明示出来，便于警醒，也便于监督，有助于权力行使者的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大大降低了权力腐败的风险。     

“以法律制约权力”辨

本文是对学术界经常表述的“以法律制约权力”概念的辨析 ,作者认为 ,权力制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和阻止 ,因而从形态上体现为动态的法律行为而非静态的法律拟制 ,因而 ,法律只能支配权力、规范权力而无法制约权力。同样 ,“以道德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等提法同“以法律制约权力”一样 ,均混淆了权力规制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本文涉及了权力制约的实质内涵 ,研究了权力制约的法律特性。     

当代法理学若干问题思考——权力的法律制约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 ,导致权力滥用、权钱交易、腐败滋生。从权力与法的关系以及法的至高性角度 ,来阐述法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以及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的构成     

当代法理学若干问题的思考--权力的法律制约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权力滥用、权钱交易、腐败滋生.从权力与法的关系以及法的至高性角度,来阐述法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以及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的构成.     

论法权形态异化的本质及其法律矫治

应然的法权关系中存在着"权利"与"权力"两种法权形态.权利反映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称、互惠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来自于法律,是凝结在法律中的人民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权力本应从属并服务于权利.法权形态的异化导致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形成权力与权利功能的二律背反,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权力及权力异化的途径是明确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加快民主法治的进程,建立法权关系的制约机制.     

浅谈反腐败视角下的现代法治国家建设

腐败是当前经济社会中最丑恶的现象之一,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约束和控制权力腐败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是该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也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而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若要取得最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则需取决于法律制度的理性设计、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人大优势的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良性构建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     

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行政控权的意义

行政权力腐败就是行政权力异化为一种与其所有主体相对立的力量.为了防止行政权力腐败,必须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阐述了现代行政程序控权的法律意义,并从控权角度对行政程序基本制度进行了设计."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作者相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建立将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腐败的发生.     

姜明安：法治中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须。因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司法必须被国民信任和尊重，否则，法律、法治将形同虚设；建设法治中国，政府权力必须被制约，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是司法。人民如果不信任司法，不运用司法监督和控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将不可避免；建设法治中国，社会矛盾和争议必须主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根治腐败：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

腐败要反,如何从根本上治理腐败,本课题组认为,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实解决"权力运行无制约"的现象.本文作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途径.     

行政权力权利化研究

以往有关权力权利关系理论范畴的研究重点是何者为本源以及二者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随着给付行政模式的展开和授益行政行为的增多,非强制行政领域开始出现和得到拓展,权力的强制性逐步为法律的强制性所取代,传统行政权力中的暴力、武力、强力等因素或成份开始萎缩,行政权力权利化倾向日渐明显。实证动态敦促学界必须加紧研究权力权利关系中尚未研究的领域,如权力权利的同源性、互为形式与目的、互相转化、权力权利化的负面效果及其排解等。     

法官的权力——中国法官权力约束制度研究

对法官权力的约束一般是在三个制度框架范围内进行的 :政治与行政的 ,道德与宗教的 ,法律与程序的。中国的法官在法律领域拥有重要的、无序的权力 ;在政治与行政制度框架内权力则极其微小 ;宗教与道德的多元化则使在该领域中法官的权力未能受到有效制约。权力制约是柄双刃剑 ,既可能对有条件产生腐败行为的权力领域构成约束 ,也可能加剧该领域腐败现象的蔓延。由于中国的法官在承担公正司法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方面缺乏条件和能力 ,而在法官真正滥用权力时 ,国家与社会则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能力 ,因此 ,通过建立一个要求法官必须充分、公开说理的法律制度 ,在特定的法庭空间内 ,在法律的框架内 ,保证同时又约束法官的权力 ,才能真正做到司法独立 ,也才能真正约束法官权力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权力是一方当事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促使受权力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服从前者意志的力量;而权利则是一种被认为正当的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权利的具体类型与内容都要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权力要稳定地存续下去,就需要向权利转化.在法律活动中,由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已经转化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再论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权力腐败是权力的非责任化和权力的权利化。权力腐败的本质是剥削 ,这种剥削是通过追求最大化的“非生产性利润”而形成权力资本实现的。遏制腐败 ,可以从权力成为“寻租”、“设租”对象的诱因 ,即权力不当干预或进入市场 ,导致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恶性发作上去认识。也可以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 ,即通过成本分析进行遏制 ,因为权力腐败都是需要承担风险和支付成本的 ,只有国家法治措施达到腐败成本大于腐败收益时 ,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权力的腐败。     

去利益化：行政腐败的控制机理

控制行政腐败的路径有多种,但切断利益对行政权力的操控,使行政权力与行政主体的利益彻底脱钩,避免利益因素渗透到行政过程,即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最有效的途径。行政腐败存在于行政过程的各个环节,要有效控制行政腐败,必须着重解决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中的去利益化问题,可以说,去利益化是行政腐败控制机理的内核。     

公共权力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深刻的制度经济学原因,包括正式制度的缺陷、约束机制的缺位、激励机制的欠缺、惩罚力度的疲软正式制度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缺陷、道德代价的下降、传统政治文化"路径依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笔者通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公共权力腐败现象,指出应加强制度建设,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从根源上遏制公共权力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