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政策的抉择及其合理性论证

我国刑事政策内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长效机制,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刑法学理论和犯罪学理论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我国防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决定了我国应当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对少数严重犯罪和累犯实行严厉的刑事政策,而对绝大多数轻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距离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要求相差甚远,只有将两极化刑事政策系统化、刑事法制化,才能建立我国科学、稳定、有效的刑事政策体系。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背景

"两极化"刑事政策是西方国家面对复杂的犯罪态势提出的在轻重两极上呈现出两极化趋势的刑事政策,一改之前单一轻缓的刑事政策,文章将从现实和理论两个角度探讨此种复合型刑事政策提出的背景,并分别论述严格刑事政策和宽松刑事政策各自的理论依据。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非犯罪化问题研究

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非犯罪化体现的正是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并以其独特的特点在当代宽严并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两极化--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都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现在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犯罪状况和司法困境,因此,两极化刑事政策也应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论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及未来

当今,我国正致力于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刑事政策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刑事政策的一般理论出发,探求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我国主要的刑事政策,阐明了我国的刑事政策应当以保障人权、程序至上、政策的法治化与刑事政策的两极化等方面为发展方向,促进刑事政策的发展完善。     

“刑事政策”应当是什么？——刑事政策概念解析

自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以来,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五花八门、七说不一.或者分为狭义、广义说,或者试图在五花八门的刑事政策定义中提取"最大公约数",总之,是在抽离历史与文化因素、忽视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对刑事政策一词做纯粹的语义分析和诠释.从根本上说,上述方法是有所偏误的,它没能切重刑事政策定义之争的本质和要害.本文认为,必须结合刑事政策概念提出、演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关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去厘清刑事政策的本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刑事政策的定义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更为准确;刑事政策的定义之辩,本质上不是语词或表达技巧之辩,也不是一个已然的刑事政策究为何物之辩,而是我们应当坚持怎样的刑事政策观念之辩;狭义刑事政策与广义刑事政策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无价值的;应当坚持科学的刑事政策观,这种科学的刑事政策观,与古典派的强调刑罚运用技巧和策略的刑事政策观大相径庭.     

“宽严相济”与“两极化”之辨析

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生成背景、基本含义、精神实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不宜混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矫正刑运动的危机及其反动,其基本含义是重重和轻轻二元分立、两极分化,其精神实质是重刑主义。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宽区别对待、宽严互济、互补,其精神实质是宽严适度、侧重宽缓。     

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不仅是宏观的关系构造,还有微观的勾连论证,尤其是后者,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通,就需要在刑法理论上为政策要素进入刑事教义学构建合适路径。在消弭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李斯特鸿沟的过程中,以刑制罪司法逻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缓刑的正当性理论根据

缓刑作为一种代替监禁刑的刑罚制度,其本质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这一特殊预防功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缓刑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缓刑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又可以充分体现刑罚的人道性在刑罚特殊预防功能方面的社会效果。缓刑作为一种代替监禁刑的刑罚制度,其存在自然有着合理的正当性理论根据,且应当在刑罚整体正当性理论根据的基础上产生,并与刑罚整体正当性理论根据息息相关。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日本现行罚金刑制度及发展趋向考察

日本罚金刑在现行刑法、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适用对象侧重过失犯和初犯;其适用方式多为选处和单处;罚金刑的量定未采用日数罚金制,仍袭旧制;执行制度有缴纳制度、执行犹豫、劳役场留置以及犯规通告制度。《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反映了日本在罚金刑适用上的一些变化,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方式更为多样合理,幅度变低并细化,裁量方式更趋完善。     

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立法矫治

从规范的角度考查,我国刑法对死刑采取了总则原则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然而,刑法分则在为具体个罪配置死刑中却存在严重的立法精神分离、偏离总则任意配置的问题.抑制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趋势,必须以恢复刑法精神的契合为切入,确保立法精神在总、分则的贯通,为死刑配置确定科学的适用基准,以此实现立法矫治的目标.     

论刑罚轻缓化的实现机制

宽严相济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刑罚轻缓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刑罚整体轻缓的今天，削减死刑罪名，优化刑罚结构，对无被害人犯罪作非罪化处理是刑罚轻缓在立法层面实现的关键；而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完善非监禁化措施，开展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则是刑罚轻缓在司法层面实现的重要内容。     

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我国死刑政策的制度分析

我国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的法律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不足,死刑政策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充分地得到落实,而且,死刑制度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的原因考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恢复性司法及社区矫正的推行,体现了我国刑罚的轻缓化趋势和刑罚权动态的趋于理性,而社会背景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转型以及刑事法角色的转变,是促使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转变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和考量这些影响因子,有助于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和规制我国刑罚权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