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格听证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的完善

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很不完善,救济机制则由于行政决策的性质而局限于行政救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民事责任补充甚至替代行政责任来解决价格听证程序的责任虚化问题;并将包括价格决策在内的行政决策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令其接受司法审查。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的自治与强制——以股利代理成本理论为逻辑基础

控制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股利分配失衡问题归根究底在于公司内部缺乏适当的权利制衡机制,存在内部人特别是控制股东侵害小股东合法利益的问题,这是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结果。我国与再融资行为相挂钩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具固有缺陷。依据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公司现金分红是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结果,只有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得以有效执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失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原则,通过契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增强公司股东对现金分红决策的参与度,对大股东权利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衡;同时,强化特定情形下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发展股东强制股利分配之诉,对上市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是我国解决股利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出路。     

国企红利应成为“阳光下的财富”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起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实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地政府决定。这意味着,今后政府将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     

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权利、义务与责任不明晰，法律救济措施不明，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较差等。而西方立法经验包括：亲权与未成年人监护的分离，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起到托底和救济的作用，以及具有明确有效的监护救济机制。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应当体现在：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监护义务和责任的内容，明确规定国家在监护中的法律地位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监护救济制度等方面。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一项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综合系统工程.而有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性质、编制主体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内容和运行机制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其与政府公共预算制度关系的疏理,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暨制度、确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范运作、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公共企业法制建设的国际借鉴

正【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改革正步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同样,国企改革也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根据决定,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将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公共企业既是国企改革的理性回归,也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同时,决定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构想,也给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改革指明了方向。要达到这些要求和目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完善不可或缺。鉴于此,本刊特组织"公共企业法制建设的国际借鉴"专题,对欧盟、法国、德国、新加坡公     

国有股份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个人责任制

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资源的重新配置、盘活、社会集资以及产权明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有股份制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激励的经营责任机制。建立科学的经营责任机制是改制国有企业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建立国有股份制企业经营责任机制,首先应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责任机制。经营管理者的个人责任机制是股份制企业经营责任机制的核心部分。     

羁押救济制度研究——基于人权视角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羁押救济制度属于行政救济.基于人权视角进行分析尚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完善律师帮助权制度.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体系化构造

近年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但其概念内涵仍不清晰、性质定位仍存争议,立法和司法实践也显得相对滞后。以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基本参照方能准确界定生态环境修复的内涵,进而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概念并推动其成为法律上定位准确、内容清晰的责任形态。基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维护和公共秩序恢复价值,应当明确其行政法律责任定位,并具体分为环境污染和破坏者的修复责任以及政府的修复责任,以区别于民事侵权救济意义上的恢复性责任。对于《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不宜在环境侵权制度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应坚持其公益救济、公法责任的定位。应将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为追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特殊途径。环境污染和破坏者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追究主要依赖环境行政法律、法规的完善,应具体规定其适用范围、条件,以及与修复标准和评价规则相联系的修复责任内容,并将其作为特殊的行政处罚方式纳入行政执法轨道;政府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当明确责任主体及具体的成立条件、责任内容,逐步实现制度化,提升其可执行性。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     

股东出资瑕疵民事责任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公司资本制度的法律规定、股东出资的法律规定、股东出资瑕疵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合理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民事责任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应当确立过错责任原则、为违约提供法律救济、完善发起人的责任。     

论股份制改革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法律界定

正确界定国有企业是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的基础。我国已有的立法对国有企业的界定一直不明 ,理论界对国有企业的界定也很不统一 ,对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最低比例等关键问题的理解还存在较严重的分歧。在我国 ,对国有企业进行法律界定必须考虑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环境 ,同时大胆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国有资本的比例下限应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职能发挥为基准 ,不必规定必须达到 50 %以上 ,但也不能过低。国有企业不全都是法人 ,界定国有企业时应当以企业而不是法人作属概念。理性地界定国有企业对更新国有企业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国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从国有企业的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国有资本的经营方式等方面探讨发展国有经济的几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论文提出 :国有企业具有营利性与公益性双重特性 ;国资委不应既当监管者 ,又当出资者 ;国有资本可以授权经营和委托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和民商法的冲突与协调

为董事加入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散经营者经营风险 ,充分发挥其经营管理才能。作为一种救济董事责任的制度 ,董事责任保险和民商法存在冲突。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制、规范保险合同等手段来加以协调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

关于我国加入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关系 ,目前的研究比较表面化。应当以加入WTO对政府活动的影响为出发点 ,以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及政府活动方式的一系列转变为基础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具体包括 :一是从信访制度、行政纠纷的司法审查前置程序和行政补偿三方面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体系 ;二是要在救济制度的规则方面强调裁判机构的中立性。     

民事执行制度研究

民事执行制度在实现生效判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民事执行制度存在诸多疏漏,如执行措施有限、执行救济不完善、执行程序中的平等原则不合理,远远达不到保证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任务,更无法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目的.因此,民事执行制度应当加以完善,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执行措施、完善执行救济、在执行程序中树立优先原则等对策来解决。     

国企二次改革与双层股权结构的运用

在经历了十年相对停滞后,国企改革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混合所有制企业将成为国企二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国有资本不具有控股地位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企业社会政策目标与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凸显,如何达成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双层股权结构模式能够在实现国有资本淡出的同时,保有国家对特殊领域内的企业实施必要的控制,这与国企二次改革的核心任务相契合,可以通过适用对象、适用范围的限制,结合配套制度的完善,在将其风险降至最低的前提下加以运用。     

程序性制裁之局限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

科学完善的制裁体系应当以个体责任为主要责任形式,应当注重发挥其最佳威慑效果,并能够兼顾惩罚与救济的双重功能。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采取集体责任或国家责任形式,存在着理论上过度威慑和实践中威慑不足的悖反现象,同时无法发挥制裁的救济功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性制裁措施必须结合责任主体、威慑功能和利益流向这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对程序性违法的有效治理必须科学划定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各自的作用边界,以形成强大合力。     

我国国有资本收益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于1994年开始进行国有资本收益制度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实践来看,仍然存在收益分配范围过窄、收缴主体不明、比例过低等诸多问题,亟需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使国有资本收益制度在保障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应当享有的权益、实现国民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真正得到发挥。     

论执行异议后救济制度的完善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人类的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相联系的.当人类脱离了盲动或依附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时,也必有与之相适应的救济手段相随.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发端是虚饰.”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完善我国执行异议后救济制度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