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价值和推进策略

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以推动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当前,以数字政府建设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逐步形成政策共识,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不足和困境。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引领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方面,重点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驱动作用,从而实现数字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构筑数字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在理论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推动形成其生成逻辑。从可行性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用户中心”和“创新”特征能够与营商环境的建设理念相融合;从必要性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需的合作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实现越来越有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权功能和对政府的赋能功能。在实践中,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应当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法律规则的价值理性调和技术规则的工具理性,并彰显转型的理念与方法;应当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固有目标,促进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应当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为重心,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质量和监管效能。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数字时代视域下政府服务转型研究

"数字化"时代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缝隙连接在一起,构建数字政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大数据战略带来的数字政府目标已经在议程上展开,将西方公共服务理论应用到政府行政活动中,以现有政务服务体系为基础,建设特色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迎接即将到来的数字时代。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数字政府从数据开放共享到宏观调控管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毫无疑问,社会演进和快速的聚合推动政府转型,因为服务是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之一。从数字政府角度出发,将西方公共服务理论运用到我国政府实际情形里,去粗取精,形成一个全新的服务型数字政府。     

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

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既经历了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国家再到智慧城市的实践推进,也面临着数字压迫下的主体性危机和伦理困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主体性的保卫在数字压迫下无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暴发的"数据邻避"现象使得城市数字治理不得不思考便捷生活同个人隐私、技术导向和以人为本等复杂关系间的调和与平衡。数字技术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和应用上的异化可能,因此,必须警惕数字化转型滑向算法独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适配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成为数字技术价值体现的最佳场域,数字化转型又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整体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跳板,二者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紧密连接。然而,无论是西方智慧城市探索,还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教训和经验都提醒着一个重要事实: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观念、制度、规范变换中引导科技向善和城市数字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区块链技术如何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近些年兴起的区块链技术由于具备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等一系列突出优点,因而能够较好地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在TOE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数据等四要素的TOED理论分析框架,并深入分析各要素在区块链技术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区块链技术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优化路径,即加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提升政府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力、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治理体系、推动多主体共创良好的服务生态,以为政府在运用区块链技术赋能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