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中居住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构建

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村宅基地经济潜能释放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置换农户三大利益主体的利益边界,是分析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前提.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利益冲突是地方政府自利性与公共利益和被置换农户利益的冲突.应当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遏制地方"以地生财"的利益冲动,秉承农民自愿原则,防止强拆强建,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     

走向“海洋”的“牛庄”

<正>1858年是清政府最憋屈的一年,以咸丰皇帝为首的爱新觉罗皇族越来越感到四面楚歌,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紫禁城上空一片血色迷雾。迷雾的一端,与其武力对抗的太平天国正闹得如火如荼,另一端是凿骨捣髓的英、美、法、俄等虎狼之邦已兵临城下,旌旗蔽日。一会儿战败乞和,一会儿割地赔款,泱泱天朝的大员们此时被夷人像小卒般折腾得东跑西颠,清政府丢尽了颜面。尤其是这年5月16日,还被迫与英国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辟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同时规定,牛庄要于1861年4月3日开埠。清政府又在世界的舞台上被夷人掴了一巴掌。因为"牛庄"就     

跨省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府际博弈与利益整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三大行动集团之间的并力共持,是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开启破冰之旅的关键。中央政府承担跨越行政区的省际统筹与引领职能,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执行和省际户籍转换职能,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协作供给职能。然而,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表明,由于三大行动集团之间存在"利益不相容",它们在跨省户籍改革中的府际博弈均体现出非合作博弈路径。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特征,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符合"囚徒困境"逻辑,而政社间的博弈则呈现出"智猪博弈"格局。要在跨省户籍改革中实现三大行动集团的利益整合,亟须构建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央地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与公共服务跨部门协作供给机制。     

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与应用

为分析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找出问题解决的有效框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部门间的讨价还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开发商等营利组织间的利益结盟与变通策略、其他参与主体被排斥等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网络利益主体与网络利益关系。研究发现:保障性住房与民生密切相关,却积累了太多的"历史赊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是影响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的重要因素;非合作博弈问题需置于政策网络结构环境下去思考,政策网络理论能够提供"解释性"和"建构性"框架。论文研究对未来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有重大实践意义。本文将网络利益分析与网络治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策网络两个理论流派的应用整合,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有重要价值。依据研究结论,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必须实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为未来"十二五计划"做好铺垫。     

商贸旅游业如何面对“入世”冲击

我国与美国关于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在两点上,一是关税减让,二是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关税减让对我国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关税很高,目前17%的税率在发展中国家名列第6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关税并不高。我国1997年海关关税收入354.1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合仅为42.8亿美元,当年我国进口商品总额为1423.6亿美元,实际税率仅为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对许多进口商品实施关税优惠政策,例如我国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不征税,出口不退税的政策,对大量进口商品实行各种减免关税政策等等。因此,关税总水平再…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研究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过程引起的,地方政府被动服从中央政府确定的财政分配利益格局,缺乏实现财政分配利益的权力和权利治理机制。应尊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和诉求,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政治权力治理和政治权利治理,以法律形式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与挑战

1986年,中国开始加入关税贸易协定的谈判。1995年,该组织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又与美国等主要成员国开始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今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使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获得突破。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特拉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小威廉·卢斯于4月17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中美达成人会协议所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经济领域和美国商业利益的范畴,“一个完全融入全球贸易体制,遵守适用于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切规则与制裁     

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的利益联盟现象研究

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利益联盟。因为资本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使其拥有了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其他社会组织(集团)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因此必须遏止利益联盟现象,促使社会组织走上规范的利益诉求之路。     

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省制研究

我国省制源于元代,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机关,省最初承担组织与监督地方政府职责。明、清及民国政府时期,我国在省下分别设立道、府、州、县等层级政府,省是地方最高层级政府,一般承担"管官"的职责。为避免省级地方官员专权,封建王朝往往把省的权力交由不同机构或者人员行使。明代将省的权力分别交都指挥司、布政司、按察司行使,清代则实行督抚分寄制,督抚对地方政务主要是宏观决策,具体事务由布政使、按察使及盐法道、粮储道等专职官员负责处理。     

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     

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分析

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中央过分集权会严重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影响公共利益的整体实现;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又会引发“公用地”的灾难。要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权范围,逐步健全法律制度的有力制约,同时建立一套政府系统内部有效的治理制度,规范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制度均衡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及其纠正

我国实行的是集中型的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即在中央集权前提下,政治决策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就决定了我国各地各级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上呈现出总体一致性。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有差异,上级地方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职能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上存在梗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反映到不同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不同保留态度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所谓政策执行梗阻的现象,本文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梗阻表现、深层原因以及纠正措施,展开研讨。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俄美核裁军 绿灯已亮 道路坎坷

俄罗斯国家杜马在４月２１日 通过表决批准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此前的４月 １４日,俄杜马以 ２８８票赞成、１３１票反对和４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拖延７年之久的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代总统普京在条约批准后发表声明说,批准该条约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美国总统克林顿同时表示,杜马的决定“为两国进一步展开核裁军谈判打开了大门”。 舆论普遍认为,俄杜马的表决虽然为重新启动俄美核裁军进程开亮了绿灯,但裁军道路上仍然充满荆棘,条约的履行难以一帆风顺。 向西方发出和解信…     

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对公民生命财产、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威胁。地方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甚多,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现有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文章以公民利益表达理论为视角,选取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四个典型案例,从公民利益表达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创新、决策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等四个维度,对完善地方政府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并从现有改革中的“内输入”问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利益表达客体处理矛盾的公平性问题、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这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朝日"绑架问题"与日本对朝政策

朝日"绑架问题"虽然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但其提出和演变始终与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进程相伴随,并成为两国建交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朝间虽然就"绑架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但在事件的处理上双方却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日本热炒"绑架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战略利益,"绑架问题"不仅是日本与朝鲜博弈的重要筹码,也是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