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逻辑规则运用

法律不是逻辑,但法律的运用离不开逻辑。逻辑推论的前提是法律规范、法学原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细节问题,司法审判中的思维不能转移论题,或错误运用法律。判决理由与逻辑规则的运用是有区别的。在判决理由构建的过程中,法官思维不仅是根据法律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与案件相对应的法律进行思维。这样才能得出合法性、合理性的判决。     

普法思维应从“推销”向“营销”转变——基于法律营销的分析思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启动普法活动至今,已有接近三十年.普法活动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现阶段的普法活动也存在显著的缺陷,即逐渐走向形式化,普法效果不理想.本文认为导致我国普法活动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无疑“以吏为师”的单向灌输式宣传策略是罪魁祸首之一,要改变这一点,需要我国的普法思维向法律营销思维转变,并从法律条文、法律成本、法律实施、法律宣传等方面完善我国的普法活动.     

法律智慧运用古今谈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虚构:法律思维的必要之维--朗·富勒《法律的虚构》译后

对于朗·富勒的贡献,人们似乎片面地将他定格在“法律的道德性”问题上,其实富勒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贡献远不止于此,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同样是他毕生所关注的问题域,代表性作品有《法律的虚构》,……虚构是沟通概念与现实的桥梁,也是法律思维的必要维度。加强法律虚构理论的研究,对改变我们传统的政法思维、正确对待法律与建设法治国都十分有益。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法律问题研究

农业交流是当前两岸经贸往来的三大重要议题之一，农产品贸易又是农业交流的重中之重。2005年中国大陆宣布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并封其中15种水果实行进口零关税措施，但是，台湾当局却对其农产品在大陆销售设限，具体概括如下：台湾农产品检验检疫问题；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问题。本文针对适三方面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从法律层面提出因应对策，以利台湾农产品顺利“登陆”，对两岸农业交流有所裨益。     

从公司破产后应否还债谈法律话语权的建立

一起公司破产后拖欠注册资金是否应补足还债的案子,引出公众思维和法律思维的较量。要在公众心理形成和建立法律话语权,必然要把公众认识统一到法律认识上来。由此可以看出,法律话语权引领着法律思维去俯就公众思维中不违背法治思想的部分,依靠这部分形成共识,达到强化法律话语权的目的。     

台湾法学教育之可能性解释

法学教育与法制背景之间息息相关。台湾近一百多年来,历经清朝、日治、民国三次不同政权更迭。1980年,台湾解除戒严统治、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政治趋于自由化、民主化,执政当局对于高等教育管制渐趋松绑,法律系所遂伴随大学数量上升亦呈现高速发展之盛况。但是,整体而言,台湾除法律人以外,社会法治化程度可谓不高。1990年以后,法律系、所虽然逐年增加,但因政策因素导致法律人予人之图像即为法曹,政府及社会大众似乎认为“法律知识乃法律人之事”。本文因此尝试提出台湾法学教育未来可能方向,以供参考、研议。     

论法律解释权的构成要素

法律解释权是法律解释学的重要问题,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对此问题却鲜有研究,这既可能会影响法律解释学与规范法学的结合,也可能会影响"法律解释法"的建设.本文是在传统法律关系原理的基础上,从规范法学的角度论述了法律解释权的概念以及作为构成要素的主体、客体和内容.     

企业慎防不当得利之债

正与合同法律风险相比,不当得利之债对企业来说算是冷门风险,风险虽然冷门,但是其疏于防范的后果不容小觑不当得利对普通民众来说还有些陌生,但是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直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当得利仍然是市场主体经常遇到的问题,遇到此问题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     

法理即法律原理之解说

自清末民初以来,将法理解说为法律原理就成为法学界的通例,但其界定方式则有四种:一是径直以法律原理定位法理;二是将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并列来定位法理;三是将法理视为由法律原理推导出的法律一般原则;四是认为法理是指法律原则,但包括法律原理在内。法理和法律原理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行的原理,法律自然也不例外;法律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自身即蕴含着追求正义等法律价值的法理;法律的价值观念虽因时代、地区的不同而会有所差异,但其中的基础法理却不受时空影响;对法律的分析和研究舍法理之外别无他途。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法理界定为"在综合各种法律现象的基础上,由学者所抽象并为社会所认同的有关法律基础、法律根据、法律判准、法律渊源的基础性、普遍性原理"。同时,法理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内存于法典和单行法律中的法律原则以及事理、情理等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混淆。     

知识产权法上的习惯

习惯是法的制定的一个源泉,在知识产权法上注意社会生活习惯的吸纳,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人们也会更加自觉地遵守这样的法律。本文除了阐述知识产权法上的习惯这一法律现象外,还运用这一原理,解剖知识产权法上具体的理论问题。     

法律思维:一种职业主义的视角

关于"法律职业的独特性是由于法律人掌握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是法律职业使那些以适用法律为业的法律家具有不同于普通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职业决定了法律思维的独特性而不是相反.     

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学家、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知形式,因其共同或类似的知识背景、根本追求等而形成互通的法律思维.但由于工作环境、职业需求及评价体系的不同,法学家与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也呈现出许多差异,在思维出发点、思维方式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同时,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法学家与法律人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但两者无法完全衔接的思维模式也值得深思与完善.     

论民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谈经济法问题

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法。但是对于民法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法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民法与某些法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法的关系等等问题,目前法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需要根据法学理论,特别是关于法的体系的一般原理去进行分析研究,以求逐步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法的体系问题是个一般法学理论问题,但也是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问题。它的正确解决有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使国家的立法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使法律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从而使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

实在法是一个不完全的、非协调的、开放的体系。实在法是不确定的、可推导的和可修正的。立法者不可能为每个具体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的法律答案，法官们不得不在法律不确定条件下探寻解决当前案件的裁决理由。解决法律不确定性的过程是一个法律推理的过程，可以将这些法律推理概括为：解释推导、还原推导、演绎与类比推导、辩证推导、衡平推导。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它的问题，是法律逻辑的中心问题与重大课题，应当而且能够从逻辑学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以往“经典逻辑加法律例证”的法律逻辑体系，不涉及也不可能解答法律的不确定性及其推导问题．没有充分涵盖法律领域中的推理与论证．不能作为法律逻辑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法与情

法律至上是当代中国法制改革发展的指导精神之一。法不容情,法不留情也是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性的体现。但是从法律的终极目的的实现和基层实践中,却可以发现,因为情的因素的适当渗入,往往可以提高法律的效率性。法与情不应该成为对立的矛盾体,应该通过合理分配法与情的比重,从而更完善的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法为中心的思考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加入该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维护中华文明之必须,也是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上的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是人类既有精神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以精神成果为保护对象的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如何,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怎样,知识产权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笔者也希望可以借助这种探讨促进理论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整体性思考.     

刍议培养大学生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所持有的情绪体验,诸如对法的认同或否定、支持或抵制、热爱或冷漠、信仰或敌视等情感。大学法律基础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包括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理性的法律思维三个方面的内容。但笔者认为,法律情感的培养应该是法律基础教学的核心任务。     

论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作为一种专业思维,是法治社会法律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共同的思维形式.法官作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在其职业思维中,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秩序结构、价值结构和社会正义理想.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其与其他法律人律师、检察官、法学者不同的思维特征.     

债法原理读书笔记

在全篇阅读中,对两岸法律相关五个话题进行比较和分析。这五个话题是:格式合同、婚姻的性质与夫妻财产制、租税债权、债务清偿和债权的物权化问题。前三个问题分析了两岸法律差异和原因,后两个问题发现了两岸法律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