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创新之维

加强对县（区）＂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的关系,自我监督与外在监督的关系,自觉接受监督与有效接受监督的关系;打造好五种模式,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将这五种权力监督模式有机结合,有利于构建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对县（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     

权力制约的理性思考与模式选择

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体制模式,是西方国家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和国别性.在中国,政府体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特点是“代表机关的权力至上”.因此,我们不主张美国式的分权制衡型政府体制,但是适当的权力分工与制约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介绍、分析了目前国内存在的几种权力制约学说,并指出权力制约的真谛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后,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在吸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及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理论的合理内核之基础上,构建一个在代表机关权力之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模式.     

前沿视点

用民主制约权力王懂棋在《学习时报》撰文认为,规范政治权力运行,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另一种是用民主制约权力。单向度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理念下的制度设计改变的只是权力的流向,从上级流向下级,从中央流向地方。该理念指导下的水平监督、自下而上监督、自上而下三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撼动既有权力结构和利益集团,出现问题时往往采用简单的收回权力的方式,导致权力运行中产生社会利益短期性、政绩行为变动性、重要决策集权性等问题。用民主制约权力最大的好处在于,回归权利本位,实现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明晰党和政府仅力运行的边界,改变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当然,在强调"用民主制约权力"的同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从权利保障到权力制约: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的趋向

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目标是从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转向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作为构建当事人主义的两大支柱,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奠定了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其核心精神在于界定当事人和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任务分配和相互关系,实现当事人权利制约司法权力.从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看,尽管制度层面就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已取得不少进展,但是在权力制约方面仍有不足.本文结合当事人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起诉、撤诉、自认等问题,检视我国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在权力制约方面的欠缺,进而指出我国民事诉讼现代化改革深化和民事诉讼模式转型方向——只有将重心从权利保障转向以权力制约为中心,才能构建起实质意义当事人主义.     

“以法律制约权力”辨

本文是对学术界经常表述的“以法律制约权力”概念的辨析 ,作者认为 ,权力制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和阻止 ,因而从形态上体现为动态的法律行为而非静态的法律拟制 ,因而 ,法律只能支配权力、规范权力而无法制约权力。同样 ,“以道德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等提法同“以法律制约权力”一样 ,均混淆了权力规制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本文涉及了权力制约的实质内涵 ,研究了权力制约的法律特性。     

反腐败的实质是反权力的滥用

反腐败的重点应该放在制约权力的滥用上。要有效地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二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三是加强对权力掌握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从《圣经》看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宪政”特色

《圣经》记载的以色列王国的政治权力分为三部分:王权、祭司权与先知权;权力之间有制约关系,特别是王权受到祭司、先知权力的制约;各权力主体在律法之下行使权力,政治模式体现为法律之治与神权之治,以色列王国是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     

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考

以权利制约权力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新发展。它实现了制约力量的对等性;体现了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法治精神的完整体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表现为消极制约和积极制约两种形式。而要有效地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细化个体权利主体的权利,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二是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联合,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     

司法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的定位与功能

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既是权力的监督者又受到相应的制约.本文从公、检、法三机关权限出发,介绍检察机关监督权的范围、薄弱环节和需强化的重点,以及应对内部、外部权力制约的方法、途径.     

从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对多数人暴政的预防

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防止恶行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存在张力,于是权力的制约一直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当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时,托克维尔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论题。其逻辑起点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加的人民永远是不同一的,其结果是人民会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这样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其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本文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高度发达自治的市民社会才能防御多数人暴政的出现。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检察权结构探微

权力关系以及权力性质的界定必须从国家宪政、法律传统等角度进行综合考察。我国检察权的结构模式由两个基本职能、三种具体职权所共同构成:两个基本职能为宪政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活动组织职能,在此基础之上,可相应地划分出法律监督以及案件侦查、案件公诉三种具体职权。其中法律监督职权的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公诉职权包括所有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刑事公诉案件中的批准逮捕、自行补充侦查以及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和裁定的抗诉;案件侦查权则为检察机关对依法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所享有的侦查权。同时,我国检察职权体现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两个不同层面的国家权力关系价值:权力监督即代表上位国家权力进行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与控制,而权力制约则是指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通过自身的案件诉讼主张和分工制约性职权对其他司法机关的职权进行牵制和平衡。     

论反腐倡廉与权力制约

本文从腐败的五种形式说明反腐败的重要性。而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文章从权力制约的理论渊源及其应用来说明权力没有监督制约必将导致腐败，提出了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三道防线和三条原则，以及如何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议。     

监督行政的基点、机制及其实现

实现行政法治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为此 ,必须确立行政权是一种有限的权力之观念。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两个方面着手 ,确保监督权力的独立性、可行性 ,并制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以保障     

西方权力制约理论的进程

权力制约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该论题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成熟、完善于近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学者围绕它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辩论.本文以西方权力制约理论历史发展为切入点,从权力的本质和特征入手,围绕西方权力制约思想的萌芽、成熟和实践,对西方国家权力制约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为构建和完善我国权力制约体系提供参考.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诉讼职能界分视野中的刑事审前辩护

刑事审前辩护并非孤立的范畴,而是整个刑事司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职能划分主要表现为权利制约型与权力保障型两种模式。不同模式直接决定着审前律师辩护的角色定位、制度安排及其运作效果等基本状况;刑事司法中被追诉人人权之保障须借助权利制约权力方能实现,那种试图单纯藉权力以保障权利之职能划分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诉讼角色紧张与冲突,因而是极不可靠的。为顺应新刑事诉讼法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的确立,有必要对我国诉讼职能之界分重新予以检视,进而对我国审前辩护最大限度地加以完善。     

权力制衡原则：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构架基础

权力制衡原则作为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构架基础,是有效规范权力行为的根本措施,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构架下,权力制衡原则是以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形式作为体现模式的,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构架下,权力制衡原则应当而且只能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上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作为体现模式.因此,建构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构架基础需要进一步强化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