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对质疑媒体问责党政干部的几种论调的剖析

目前,虽然理论界在基本价值指向上都赞成媒体问责党政干部存在的合理性,但媒体问责党政干部还是举步维艰。其关键在于围绕媒体问责党政干部,社会上还存在若干似是而非的质疑论调:担心媒体问责党政干部"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论调";害怕媒体"侵犯被问责者之名誉权和隐私权"的论调;顾虑媒体问责党政干部"会导致干扰司法审判"的论调。对这些质疑媒体问责党政干部的论调不进行深入剖析,并给出明确回答,媒体问责党政干部就无法顺利开展。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中纪委监察部起草问责规定

最近,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纪委监察部正在研究起草《党政领导问责暂行规定》,以推进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干以胜介绍,今后对于官员的问责将分为行政问责和党政问责两种,"目前主要进行的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网络舆论的消极影响与有效监管

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网民在网上的发言虽然不乏理性分析、善意批评与合理化建议,但也有一部分人利用网络宣泄情绪,发表偏激言语和极端意见,甚至散布虚假信息误导网络舆论。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是网民极端或畸形的心态与行为,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体审判"、"网络暴力"、"网络牢骚"与"网络谣言"等,其消极影响和社会危害不容小觑。目前各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主要有三种模式:以德国、新加坡为代表的直接控制型,以英国为代表的间接控制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型。一方面,要保障公民在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规制、行政监管和技术控制等多种途径,对网络舆论和网络空间实行有效的监管。     

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关于“行政问责”概念的评析(2005-2014)

2007年王成兰和普永贵二位学者曾对国内2004年到2005年的行政问责文章做了梳理,指出"行政问责的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七年之后,笔者检阅了从2006年到2013年,主题为行政问责的文章,希望从中发现学者们对行政问责概念的共识度。经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学者们定义概念或者遵循单一的结构性规则,或者采用单一的工具性规则或者使用混合规则的方式。按照三种方式界定的概念里,学者们对行政问责的各个结构、工具属性的认识还存在很多分歧:定义概念的规则究竟哪个更合理,界定行政问责各结构的内涵、外延,定义工具属性的标准,应当遵循理论逻辑,还是采纳国内政治制度的实际,还是依据研究的便利。最后文章指出,回答这些问题是构建本土化的行政问责概念前提,它将激励学者们掀起行政问责的概念的新一波研究。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的机制创新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实现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公共管理的基石。创新我国行政问责,必须要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通过建设问责文化、扩大信息公开、健全问责程序、规范被问责官员复出等途径,不断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行政问责的监督力度,确保问责结果公平公正。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经过长期发展,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这五个国家在行政问责类型的多元化、行政问责方式的多样化、行政问责制度的系统化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的完善化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对五国的行政问责制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问责悖论的政治学解释

随着责任政府理念的逐步深入,建立问责制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官员深入骨髓的认识,也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关键。与此同时,问责制度的文本泛滥与选择性问责的相伴而生,使得中国式问责深陷悖论之中,并面临着广泛质疑。要突出重围,必须理解中国式问责的政治生成场景,进而打破"规范泛滥选择问责"的总体格局。     

行政问责 其路修远

行政问责在深圳2007年,深圳市把失职渎职官员公开道歉纳入制度化轨道,推出了"公开道歉制度",以作为"问责风暴"的延续与细化。该制度要求,如果公务员一旦出现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或失职渎职问题,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向公众道歉。深圳市此举,不仅在培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