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学总论30年研究:关键词视角

经济法是现代法,极少有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痛苦,其开放性和对新观念、新理论的强劲吸纳能力,便于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支撑。中国经济法学总论30年研究表明,在我国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的具体语境下,经济法总论重在探究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法律、私法与公法这三对关键词。经济法既是“有关经济的法”,又是“经济法”。认真对待经济法,就必须克服“中国式”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法律、国家与社会、科技与财政等种种挑战,介于经济私法与经济公法、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政与经济行政政策、传统与现代等横切面之间进行研究。经济法应主要作为法律科学而不是法律部门,经济法理论应由“小经济法”转向“大经济法”。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角色转型,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经济法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     

实践创新

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有了“智囊团”“思想库”近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审查监督中心揭牌仪式在云南财经大学举行。中心的成立,将为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架起桥梁,为各级人大深入贯彻落实预算法和中央关于加强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提供智力支持。     

模糊的界限和确定的方位——论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经济法

经济法学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源自针对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由来已久的论争。要深入开展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现代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并以恰当的方式回答什么是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经济法，其方位是确定的，而其界限却是模糊的，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法的方位时，“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一、社区矫正的崛起原因当前,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呈现出“轻轻重重”两极化①的态势,轻轻——“宽松的刑事政策”,重重——“严厉的刑事政策”。对犯罪人的行刑处遇基本分为监狱行刑处遇与社区行刑处遇两类,深受刑事政策的影响。“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社会内处遇”②,为了     

吉林省“扩权强县“政策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

当前,社会多数人认为,对“扩权强县”政策改革势正逢时,主流方向对头,机遇可抓不可失;在“扩权强县”中,省、市两级基本做到了“能放都放”,但也有不到位、不实际、不平衡的倾向;扩权县(市)寄希望于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的发展中给予支持和扶助,但制约的因素很多。要完善“扩权强县”政策还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整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建立县(市)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评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地级市与放权县(市)的领导、指导关系;加强各级党委政府机关的能力建设。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基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联席会议逐渐成为政府推进重大战略或综合性项目的重要工作机制。作为联席会议的重要类型,部省际联席会议一般呈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其实现制度化运作需要哪些必要的推动因素?论文以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构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重点访谈、社会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第一,在部省际联席会议的府际合作模式中,其运行机制由“自下而上”政策诉求机制和“自上而下”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组成。第二,部省际联席会议各参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呈现多重性;第三,部省际联席会议负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双重职责;第四,地方发展经济的动机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长期契合,是部省际联席会议持续制度化的基本逻辑;第五,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府有限度地突破行政级别壁垒,获取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提供了结构化的机会。     

经济法中“第三部门”实质分析

经济法研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的夸大了第三部门的作用.把带有社会自治性的第三部门完全视为可以独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支力量.这支力量不仅公正,而且几乎无所不能企及,成为“大社会小政府”的治理核心.这种法思想嫣然已成为现代经济法的主流思维.本文从这种思维背后隐含的问题入手,从法源分析、中立性角度应用现代解构学等方法进行分析,导出了第三部门辅助性、非中立的实质.     

冲突与合作:美国因素与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进程

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立法阶段、90年代的国际接轨阶段、进入到21世纪初的自主创制阶段.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三个阶段与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的阶段变化相吻合.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巨人,其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对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进程影响深远.在中美知识产权冲突与博弈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产权法制经历了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法律变迁.     

繁荣法学三论

繁荣法学必须抓住核心问题法学的繁荣,首先会碰到目标问题:法学向哪个方向繁荣。如果说法学的价值可分为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那么,法学繁荣的目标是双重的:在学术方面,改变法学落后状态,出品伟大的法学巨著,创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或法学流派;在社会方面,既要创造性地为我国法制发展指明方向和开辟道路,以充任国家法制决策的“思想库”,又要促进现代民主法制观念在全民族文化观念和心理结构中的形成。而这些目标的核心,在于最终确立现代法治观。它包括:(1)法的主导性和至尊性,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体系中     

重罚难治精英超生的反思

湖南省涟源市双龙煤矿矿长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共生育三女二男,被当地计生部门开出“三湘第一罚单”——征收130万元社会抚养费。目前,矿主“人间蒸发”,130万元的“罚单”也陷入了“开单容易执行难”的尴尬境地。(《北京青年报》5月20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的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

本又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化和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日趋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它将公法和私法的手段融这一体,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法律部门。商法与民法一样,属于私法范畴,奉行“政府不干预原则”,它不可能被改造成“经济法”,也不可能代替经济法。现实的经济制度和中国近现代民事立法的“民商合一”传统,决定了我国当前并无在民法之外另立商法部门的客观条件和法学基础。作者的结论是,民法基于其性质,是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也具有基本法的地位。这是一种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的”二元价值观”。     

青少年团伙犯罪研究述评（1978-2007年）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青少年团伙犯罪的定性和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分歧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团伙犯罪归属的具体形式上。在理论研究的早期，学者紧跟国家刑事政策，对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研究努力契合“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要求，多从青少年自身寻找团伙犯罪的原因，提出“严打说”、“感化说”等防治对策。随着研究思路发生变化，学界提倡“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不再仅仅将犯罪归结于青少年自身因素，更多的是从青少年所处的外部环境中探求犯罪根源，并提出“法律完善说”、“特征预防说”、“综合治理说”等预防对策。     

“民意失真”的六大症状

尊重民意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质，也是我党治国理政一贯倡导的理念。毋庸置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意参与政治生活和重大决策、政策制定的渠道越来越多，民意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尊重民意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某些地方“官意主导民意”的格局尚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一些部门、一些环节，民意常常处在“摆花瓶”的尴尬境地，有的地方甚至不惜用造“假民意”的办法来推行“武断的官意”，导致一些决策、一些行政行为与真民意相去甚远，进而戕害真民意的生长。     

回答询问:从部长到副总理

“坚持发展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打好政策配套‘组合拳’,力争到2020年,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5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联组会议上回答询问. 2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审议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场应询.“近年来,我国水污染防治取得积极进展,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此还很不满意.”面对委员提出“下一步国务院加快推动水污染防治工作措施和安排”的询问,汪洋表示,推进水污染防治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做好抓源头、抓治理、抓改革、抓保障、抓落实五个方面工作.     

控申举报干部的“加减乘除”

控申举报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内对外的“窗口”,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从事控申举报工作的干部为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维护,让人民群众满意,就必须做到: 把“加法”用在学习上。学无止境,控申举报干部不但要认真学习研究《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     

慎行缓起诉制度

基于对传统报应刑罚观的反思,现代刑事政策发生了某些转向。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社区矫正、保护被害人、“除罪化”等刑事理念的影响下,现代国家对于轻罪案件中被指控人的处遇问题作了重新审视。缓起诉制度时被指控人虽有“去犯罪标签”之功能,但其适用不当可能侵蚀法官保留原则、滋生检察官权力滥用,进而有损刑事司法的谦抑性。我国未来如果引入缓起诉制度,应当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并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首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科技法学奖获奖人巡礼 优秀人才奖

何敏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1990年开始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涉及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等方面。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985“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创新基地项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法律环境研究”、国家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科技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评价体系研究”和“政府投入科技威果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及欧盟合作研究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科技政策与科技法律的变易及影响因素研究”等12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07年全国刑侦工作要点

2007年,全国刑侦部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刑侦工作,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按照“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