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四川省巴中市“两项改革”后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村“两委”关系问题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基础性问题,“一肩挑”就是从村“两委”关系入手,解决二元化权力结构的内在缺陷,化解村“两委”矛盾纠纷的有效治理模式,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目前,四川全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的“前半篇”文章已完美收官,如何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是十分有效的政策选择。应进一步完善“一肩挑”政策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级党政“一肩挑”的发展逻辑及实践路径

村级党政"一肩挑"的问题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地方探索到党的十九大后的"全面推行",村级党政"一肩挑"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折射了乡村治理模式的调适与转型。当前,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既是实现上下权力有效衔接的正当途径,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推进和实现村级党政"一肩挑"仍需面对民意表达不畅、权力监督不足、干部资质不济等挑战,可从人员配备、组织优化、制度完善等方面切入,构建推进村级党政"一肩挑"规范运作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以陕西省铜川市为例

"一肩挑",作为一种化解农村"两委"矛盾,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模式,纳入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从"顶层设计"提出全面推行"一肩挑"模式。截至12月底,陕西省16926个行政村,其中15965个行政村完成了"一肩挑",占比达94.32%。铜川市的359个村也全面实现"一肩挑",成为全省首个全面实现"一肩挑"的地市。本文将结合铜川市在推进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提出发挥农村两委"一肩挑"制度优势、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正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区政府深入开展"三基"建设年活动,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加强、推动基础工作全面进步、推动基本能力全面提升为要求,深化实施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促进村干部作风转变,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善了基层的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全面"清权",科学"定权",解决权限不清的"难点"。为解决部分村级组织权责不清、服务不优、监管缺位等问题,规范村级组织、村干部权力运行,区委组织部牵头,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生成逻辑、内涵解析和实施指向

确保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基本准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领导是关键。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这一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确保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与村"两委"负责人"一肩挑"有明显区别。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要落实好这一制度,就必须具备"一盘棋"的思想,制定清晰的职责清单,选好村党组织书记,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困境及对策

正党的十九大以来,为解决农村村级"两委"矛盾、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全面实施农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制度。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应当交叉任职。"该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拟在深入分析政策实施的重大意义和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小支点撬动大治理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郯城实践与思考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净化乡村政治生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山东省郯城县坚持从"小"处着眼、从"微"处着手,以加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为重点,以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为核心,以优化服务群众机制为落脚点,着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创新,在监督完善村级"小微权力"工作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郯城实践""郯城方法".     

试论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监督

为了消除村"两委"分设模式中的矛盾冲突和村级权力结构不稳问题,当前全国多数省份正在或者已经推行村"两委"书记主任"一肩挑"模式。"一肩挑"者总揽村"两委"决策、执行和部分监督权力。在这一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由于组织内部缺乏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以及村庄派系、村民"搭便车"、"依持-庇护"等因素对监督体系的影响,包括上级监督在内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和党员村民问责回应等监督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建立村"一肩挑"决策过程中外部权力的嵌入机制,做实村民监督委员会,创新农村发展项目监督特派小组机制,加强党员村民的民主素质教育,完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党支部委员会的选举制度,进一步提高村"一肩挑"权力监督体系的总体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治秩序的重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受压迫民众分到了田地,通过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通过变革乡村权力结构秩序和阶级结构秩序,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乡村权力主体,打破了国家-乡村"双轨制"的权利结构,民众参与到乡村权力运作,各阶级地位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重建了乡村政治秩序,为乡村治理、秩序变革完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伊金霍洛旗：接续奋斗 乡村振兴谱新篇

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伊金霍洛旗党委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注重把脱贫攻坚形成的政策、制度和工作体系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移植到乡村振兴工作当中,并重点从产业、政策、治理等方面入手,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的最强烈信息,是将改革进行到底;将改革进行到底,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把这一目标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现代化、"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只有真正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保持权力的人民性和纯洁性,也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权威性"政府,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纯洁性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     

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几点思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提出了20字总要求,同时明确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大报告中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这一要求,为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结合当下基层农业农村工作现状,就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体系建设作简单剖析。     

村级治理中的规则追求、展开逻辑与制度演进——以村级小微清单制度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规则的分析框架来看，权力运行出现的问题是规则缘起的重要因素，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缘起也是基于对村级权力运作失范的治理。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小微权力清单作通过宣传及惩罚偏离制度的行为的方式而导入到基层治理中。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在导入过程中，不断建构着村庄治理秩序，村庄治理的“透明度”、可预期性及村民的有序参与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村民作为理性的个体，在适应游戏规则的同时，反过来也会以个人或者集体的行动改变着这些规则，提升着规则的现代性。     

二○一八年中央一号文件

正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月4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央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