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政府视野下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技术手段支撑,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顺应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潮流,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智慧政府充分利用各种数据、信息以及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智能更高质量的服务。它既是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政府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而革新管理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创新行政方式的集中表现。智慧政府协同合作、开放共享和公平竞争的理念,科学化政府决策、精准化社会治理和高效化公共服务的智慧行政方式,以及围绕适应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坚持效益、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政府效能原则,构成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景式概念模型和客观的、显性的评价标准。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理念的选择与转变——以四川省郫县为例

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通过考察郫县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适合现代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提出相关建议:从整体出发,推进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适应城市智慧化要求;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和问责;深化审批制度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以人为本,改善智慧城市治理理念;公众参与,拓宽智慧城市的多元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建设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走向智慧化时代等对策建议,从而推进国家以及政府在城市治理领域的现代化。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公私合作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分析——以杭州市为例

后G20时代杭州城市管理不能有效地促进杭州社会的良性运行,急需转变。公私合作作为新型的城市管理治理理念,在国外得到充分的验证,具有较好的前景。通过对杭州城市管理中公私合作的探索分析,阐释了公私合作的优越性。提出从多元合作模式、学习型政府构建、智慧城市建设与顶层设计四个层面促进公私合作在城市管理领域的推广。     

数智赋能：智慧城市时代的应急管理

在“技术治国”的理念下，智慧城市已成为政府化解应急管理困境的战略选择。它满足了应急管理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形成智慧性、集成性与弹性的创新场景。智慧城市应急管理模型由“技术—平台—沟通—决策—过程”等五个维度构成，从理论上看，智慧城市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无疑是有益的探索，但还需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全球已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与传统平台相比，智慧城市平台结合了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与深化，它倒逼政府与民众进行合作，促进了“政府主导”向“应急共治”局面的转变。政府规划是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关键，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纳入应急管理变革的政策范畴与行动纲领之中。尽管智慧城市建设为应急管理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可能存在技术潜力、网络风险、个人隐私、弱势群体与社会风险等“悖论性”陷阱，管理者需要规避其陷阱，尽力挖掘其政策含义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基于数据开放的透明政府建设创新路径探析

我国透明政府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也面临着行政透明理念不深入,政府数据资源利用率低,各部门权责不清、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不积极等问题。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新的形式,构建更为高效、便于政民交流的数据开放体系已成为时代需要。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提升透明政府行政水平,规范开放标准,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开放架构,充实政府技术人才,鼓励社会参与,吸引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来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数据时代下公众的知情权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物质保障。     

中国电科扛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大旗

<正>近年来,围绕中央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提出的以提升治理能力和市民获得感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型智慧城市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新型智慧城市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     

智慧养老发展的创新逻辑与实践路向

智慧养老是新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养老领域的运用,它既依托于传统养老服务体系,又是传统养老服务体系的升级和创新,较之于传统养老模式,智慧养老具有信息数据、资源整合、人力替代、高效精准等优势。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养老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动力,老年人数量的快速增加带来老年人服务需求的扩张是智慧养老发展的社会和市场基础。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领域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智慧养老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创新,还需要理念的转变、资源的整合和组织的协同。智慧养老发展必须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坚持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原则,实现线下服务与人才培养的协作联动,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智慧养老是"为夕阳服务"的"朝阳产业",通过专业化、精准化、人性化的服务,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和老年人幸福指数,为我国老龄化社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数据开放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政府将拥有的数据向社会开放,不仅是建设透明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更关键的是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社会创新力量将政府数据的潜在经济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开发。我国目前在政府数据开放中面临来自数据质量、隐私安全风险、网络舆情危机以及政府协作能力等方面的挑战,需采取提高数据质量、加强隐私安全保护、主动回应民意诉求以及与市场共同营造数据开放生态圈等应对措施。     

“智慧城管”初探: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管理创新

大数据已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信息化、网络化、精细化已成为城市管理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大数据时代在数据收集、处理、加工等环节给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重大的挑战。"智慧城管"的新模式也将成为大数据运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一大尝试,其充分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通过监测、分析、整合以及智慧响应的方式,综合管理主体,整合优化资源,提供更好的服务、绿色的环境、和谐的社会,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尝试探讨"智慧城管"的创新,提出管理理念的智慧化与精细化、管理体制的互联协同、运用大数据以及科学决策的管理手段与方法。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管理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数据开放已经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项制度安排内容。根据相关要求,我国将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整合建设和开放利用政府数据资源,这些都给政府数据开放管理提出新的挑战。本研究探讨加强政府数据开放管理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根据国内外实践提出并分析了有待研究解决的数据分类、数据权属、数据生命周期、数据规范、数据质量、数据利用和数据收费等七个基本问题,为政府数据开放管理后续研究和工作推进给出一些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研究

大数据的运用给我国应急管理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的变革,是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和应急管理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运用于应急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运用的措施是:完善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建立政府统一数据开放平台,构建数据开放保障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和创新数据开放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形式等。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法律问题探析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的一种定义是指为提高政府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基于安全可控原则，允许政府授权可信市场主体主要将有条件开放类的政府数据挖掘开发成为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后有偿提供给社会使用的市场化行为。它是继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后，持续推进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一种新的政府数据对外流通方式。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是政府数据开放的一种有益补充，属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之一。从制度内容看，需要基于安全可控原则，不仅应强调运营方选择的市场竞争性和获取合理收益的正当性，而且应强调政府方的全过程监管、授权运营范围限定和流程规范等。从制度体系来看，需要将之融入政府数据治理整体制度建构中，并作为一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原则性规定，辅之以专门制度，聚焦授权运营和数据产品及服务市场化两个关键环节提供具体规范。     

智慧城市:美好愿景与实现路径

城市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的最重要的奇迹与生存依托。由于城市人口的聚集速度远超城市的物质和基础设施乃至城市政府的公共品供应的提升速度,导致了传统城市的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互联网的出现,刷新了人们对城市的认识,也改变了人们建设城市的方向——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第一要义是全民参与。智慧城市的第二要义是开源。智慧城市的第三要义是通过技术实现脱贫。建设智慧城市应当由城市党委和政府主导。向城市注入"智慧"这一立足今天、面向明天的"城市灵魂",是城市党委和政府首要而迫切的任务。     

智慧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与发展图景

智慧社会是继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社会5.0"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全方位和系统性的变革,它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智慧社会的驱动引擎和治理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智慧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生存条件和技术基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智慧社会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人口变迁、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和市场变革也加速推进智慧社会建设的社会需求,构成当下智慧社会建设强大的内在动因。显然,智慧政府走向集成化、智慧城市走向互联化、智慧社区走向精致化、智慧工厂走向虚拟化、智慧教育走向共享化、智慧医疗走向移动化、智慧交通走向便捷化、智慧家居走向物联化、智慧生活走向定制化和智慧治理走向简约化成为智慧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图景。     

5G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风险及防范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技术之一,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将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发展。5G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新的发展契机:能使物联网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能让人工智能为人们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信息和个性化服务等。与此同时,也使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面临诸多风险,如个人隐私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政府管理风险等。为应对这些风险,要构筑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建设共享数据安全防范数据库;建立政府数据动态治理模式,对政府数据实现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利益相关方数据安全素养,加快数据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全体公民的数据权利意识;重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中的安全风险。     

网格化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分析

北京市东城区创设的网格化管理,在政府的工作理念、运作机制、管理体制、技术运用上进行了探索、改革和创新,也使公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具有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更加便捷、高效,参与质量也得到提高;为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开拓了新路、积累了经验.     

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