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研究

在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的流通与共享,能够有效促进政务服务的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打造政务服务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然而,电子政务建设探索期"缺规划少标准""重建设轻运维""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落实"等共性问题造成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现象,导致数据利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全面,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现状难以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实践需求。要实现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就需要发挥政策优势,以标准化为切入点,逐步应用并完善云端共享平台,深度融合机制与技术的创新,保障配套资源支撑,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     

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与程序创新——"技术+人员"的双重模式

行政审批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行政管理职能,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行政审批流程与程序.行政审批流程与程序是因行政相对人而存在的,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与程序创新的真正目的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务.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与程序创新是一种思雏方式的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不是单纯搞自动化或单纯用技术程序解决问题,技术程序与人员服务都不可偏废.在流程再造与程序创新过程中,要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从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综合顾客需求、行政环境、技术工艺等因素,应实施"技术 人员"的双重模式的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与程序创新.     

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可行性分析

流程再造不仅是20世纪中后期企业再造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也被西方国家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再造战略"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在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中也开始将流程再造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政府过程管理,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由此而引发了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服务流程再造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尤其是对缘起于企业管理的流程再造,引入我国政府管理后能否适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是否符合公共需要,是否具备可行性尚存疑虑。本文将以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行政生态环境分析为基础,对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公共需求与现实可行性进行基本的分析与阐释。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构建

"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合作互惠为逻辑起点,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合力以构建"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双创"服务资源共享要确立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坚持理性化、法治化理念以及文化自信、多方共赢、协同发展与效益均衡的原则,遵循价值、理论、现实与程序等四大逻辑以提升软实力。基于共建共享、互动回应,打造"双创"服务开放型、专业型、绿色型、协调型的资源共享平台以筑牢硬实力。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实现服务、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共享,构建新时代政府"双创"服务资源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再造"

"现代国家"构建的视阈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产生是国家向农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历史性的需要,而现实中农村基层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则来自于乡村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能力问题的乡镇政府必须通过革命性变革的政府"再造"完成从"汲取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变和功能的转换。而政府"再造"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财政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民意表达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短缺或不足,因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行为"治理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整体素质。领导干部无为会造成群众信任危机、干部制度损害、干部价值观霉变和单位发展延误等危害,其成因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管不力、无为惩罚制度缺失、社会监督不强等。为此,应建立无为问责之制,强化有为行政之教,发挥组织监督之职,完善绩效考核之法,搭建社会监督之梯,确保无为问责之效,切实治理领导干部的"无为行为"。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加快信息化建设向“智慧北辰”迈进

正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能化水平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高级阶段。建设智慧城市,对加快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推动"智慧北辰"建设,我们组成调研课题组,就"智慧北     

县域“城中村”的包容性治理

县域"城中村"隐含社会转型的各类矛盾,其治理难题主要有:社会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村级管理滞后于民主化进程,制度设计与"城中村"管理不相适应,主体缺位制约"城中村"治理,村情复杂影响"城中村"治理。县级政府应当以包容性治理为价值目标,培育多元治理变量,实现"城中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实现"城中村"公共服务均等;平衡各方利益分配,实现"城中村"发展成果共享;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实现"城中村"文化共兴。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北大核心CSSCI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从简政放权到集成服务:行政审批制度的自我调适性改革——基于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的研究

为了应对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对行政体制带来的冲击,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是浙江省在回应行政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等问题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所进行的自我调适性改革,实现了行政审批改革从简政放权、组织调整、流程再造到集成服务的提升。"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设计是以行政服务对象为核心,在行政审批的每一环节突出便捷、高效原则,整合行政资源,打通部门、信息壁垒,提供集成化服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陷入放权与限权的循环之中,根源在于总是以行政为中心设计改革思路,而"最多跑一次"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审视行政审批制度,重新设计行政审批制度的权限、运行机制与评价方式,这是一个理念转变和制度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来破解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倒逼着行政体制的改革。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政府流再造: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路选择——以W市J区为分析对象

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当前的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在微观领域的延续,具有相应的两大特点与四大问题.流程再造是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社区公共管理流程再造的目标是:行政管理与自治管理分开;政府"掌舵"与民间"划桨"分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机结合.社区流程再造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简化流程、提高效能,整合人员、组建团队,构建平台、共享信息四个原则.     

新时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更加任重道远,更需砥砺奋进。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行政理念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治理体系重塑、体制机制改革、行政流程再造、治理能力提升等方方面面。概言之,新时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应力推七个举措。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构新型党政关系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党和国家机构     

乡村“互联网+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演变趋势、模型构建与运作规则

乡村"互联网+网格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创新性重要内容。互联网及智能化时代下的乡村"互联网+网格化"服务管理演变趋势呈现出从偶发到常态、单一到复合、点状到网状、单体到组团、现实到虚拟部分到整体的新样态。其演进逻辑是:管理思维上打破唯上级论的限制,从直线管理到闭合管理;管理实践上打破结果至上论的限制,从注重目标到注重服务;制度环境上打破制度空转论的限制,从层级单一到协同推进;组织结构上打破职能决定论的限制,从碎片管理到整体治理;技术理路上打破技术决定论的限制,从硬件技术到软件人文。总体上,应当以乡村民众需求为核心,建构一个多阶段、多流程、多标准的"X-Y-Z三轴"服务管理模型,立足继承与创新的双向结合,提出技术依托、人本兜底、服务再造、多方联动、媒体平台、利益统筹、内生激励、全域管控、基底支撑、人才界定、弹性把控、源头预防12条有操作性、普适性的服务管理运作规则。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