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下乡：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治理逻辑

"监察下乡"是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民生转移支付、资本下乡和集体资产运营中的权力—利益网络都包含着较大的廉政风险,但是基层村社权力监督中监察职能的弱势与悬浮、公众参与的离散与缺席,却造成基层权力监督的弱化。在实践中,"监察下乡"包含着"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国家建制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村社权力监督的强化,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监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还面临着力量短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和参与不足等"监察内卷"困境,需从加强村社监察站队伍建设、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办理机制和建立以监察工作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予以突破。     

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社区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建设的进度和成效.从社区自治改革的空间变迁路径出发,从空间转移、权力转移和利益转移等三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指出了西方国家实践经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即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运行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内容:宏观上,空间转移的发展取向;中观上,权力转移的路径协调;微观上,利益转移的民主保障;总体上,实质性参与贯穿其中.最后,运用上述模型对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原因进行解读,以图提供一个分析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可行性框架.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枫桥经验"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及其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是夯实治理基础,推进新时代治理现代化稳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失序等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更加充分和平衡发展的"拦路虎"。当前,围绕基层司法治理的实效性,梳理"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无讼""自治"以及"实体正义导向"等本土文化传统,实行以人才"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优化基层法治的治理路径,统筹培育多元主体共治的现代法治格局,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更是弘扬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     

农村基层权力的弱化及应对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弱化倾向,在当前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该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基层权力弱化的根源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集权型权力运行惯性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相矛盾,政府间利益和权能职责配置失调,政府转型不到位等。解决基层权力弱化问题的路径是:通过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信任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长效机制。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论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的成因

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现象的成因共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基层党组织的边缘化、地方化、家族化和派性化.边缘化和地方化主要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制度变迁(村民自治和村支书的民主推选)所引起,而家族化和派性化主要由于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因素所造成,所以对虚化现象的治理应该从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同农村各项制度及"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对接开始.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20年：议题、论争与展望

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根基,有效自治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实务界对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理论逻辑、制度设计、实际运行和有效实现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于新世纪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无论宣称"自治已死",还是呼吁"找回自治",实际都表明乡村基层群众自治陷入了某种僵局,也显示出相关研究进入了特定的瓶颈期。面向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通过分析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的总体状况、议题聚焦,进而揭示相关的论争与分歧,可以直观、全面地刻画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基本样态,为克服研究议题僵化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北大核心CSSCI

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是顺应我国社会发展变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转变提升,并非简单的名词转换或技术升级,需要实现从"管控"到"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满足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转变,从"单向一元"到"多维平行"的权力运行逻辑转变,从"维稳平台"到"自治平台"的治理功能转变,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转变的五个维度的内涵提升。并要从树立服务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创新智慧化社区服务网络和构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内涵的转变提升。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