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哲学"

贝卡里亚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主旨在于反对封建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被告人的刑讯———这一合法暴行。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无罪推定的内涵在不断拓展。无罪推定原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宝贵路径,即应如何把握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应遵循的“哲学”是:国家权力的谦抑性、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及国家机关对权利主体的诉讼关照。无罪推定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趋势,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以权利制约权力”辨

如果说“权力制约”是法治的宗旨与归宿①,那么,在法律上设定权力制约的主体,并进行制度的设计与建构,也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工程。这就是说,要使权力制约真正得以实现,就必须拟定权力制约的主体、依据,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授予特定的法律权限。然而,权力制约制度的构建本身又涉及到“制约”一词本身的界定,即什么性质的法律形式方能称之为制约。无疑地,“制约”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多义词,本身包含丰富的内涵,但权力制约作为一种国家的正式制度,又不能使其涵义过于宽泛,否则即可能造成制约的滥用与泛化。②在我国,基本法律中…     

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与法治理念——法治乃政治文明所需、和谐社会所求

由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思想衍生的法治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以权力制约与权力统合为内容的分权体制,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民主能力和法治能力;必须贯彻人本思想、民本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人民参与,使权力“属于人民、通过人民、为了人民”;必须以宪政与人权为核心价值,改造国家精神和政治价值观,建立和完善全面的权力制约体系,建设有限政府;必须将公平正义视为立法和制度的首要价值,为法制注入人性、人道和人权精神,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正义;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将人权和正义价值作为政治社会稳定的内涵,以贯彻法治、保障人权和维护正义为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必须构建以正义和良知为基本内涵的政法文化。     

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刍议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动态、最广泛的一种权力,与社会和公民切身利益具有最直接的联系。而任何有效的权力都有强制力的因素,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就会出现强制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更是如此。行政权力具有正负双重效应,它既能够造福于社会,也隐含着腐败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法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一切权力都需要制约和监督,法治发展的过程就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过程。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司法权对行政权审查的范围、行政机关内部的相互制约、行政审批事项的削减等途径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从《圣经》看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宪政”特色

《圣经》记载的以色列王国的政治权力分为三部分:王权、祭司权与先知权;权力之间有制约关系,特别是王权受到祭司、先知权力的制约;各权力主体在律法之下行使权力,政治模式体现为法律之治与神权之治,以色列王国是主权在神的"宪政"国家。     

和谐社会：律师的价值与使命

“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江平———江平“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赋予我国律师业光荣的历史任务和时代使命,也为广大律师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社会对律师价值认识的偏差、律师自身责任感与成就感的匮乏以及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等,极大地制约着律师“服务发展,维护稳定,建设法治,弘扬诚信”。因此,有必要厘清困扰律师执业的若干模糊认识,提升律师的职业使命感与尊荣感;更需要“进行制度与伦理的整体考量,在法治的视野中整体性地审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作为其代理人的律师的权利均衡”,…     

论令状主义

法治社会,它的要害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侦查权也属于公共权力的一种,而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句话奉为至理名言的高度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更对侦查权设置了种种制约。因为国家为了收集证据,查获犯罪人,在侦查权的行使过程中常常不可避免地对嫌疑人使用一些强制措施,     

论古代以色列法对王权的制约——以《圣经》扫罗王被废一事为例

古代以色列王权的行使受到法的制约。古代以色列的法包括摩西成文律法和不成文的先知命令。扫罗王违背法律导致王位被废。古代以色列法律对王权的制约通过制度完成,表现为组织形式上权力分立,权力运行中先知、祭司两种神职权力根据律法对王权进行制约以及百姓长老等地方势力根据律法对王权的制约。制约主体能够依法制约王权最终是由于法律在古代以色列具有至上权威,而法律的最高地位来源于希伯来一神信仰。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论清末“宪政”中议政机构的职能演变

“宪政”是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下产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下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价值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环境下,西方宪政有深刻的内涵.它在形式上强调国家权力的划分,约束政府的权力；同时要求政党多元化,使不同政党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以保证一个民主的环境；在实质和精神层面,它强调人权,尊重少数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西方宪政把如自由、平等、公正等法律价值作为核心.中国晚清时期清朝政府也曾进行过“宪政”运动,包括清末“变法修律”,改革行政、司法机构、设立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议政机构等.本文试对清末“宪政”时期中不同阶段的民主议政机构只能的演变和发展做一梳理和分析,并找出这种演变的特点和演变背后的原因.     

试析英国的封建制度及其宪政之生成

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封建制度对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道路走向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的适度强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权与教、俗贵族集团之间特殊的力量对比结构，不仅成功地使其抑制了封建制度内在“离心力”的潜在危害，而且很好地汲取了封建制度“双向性契约关系”的宪政主义因素，成功走上发展宪政之路。相反，欧陆各国由于适度中央权力的缺失，封建制度中“双向性的契约关系”非但不能促进宪政要素的生长，反而加剧、放大了封建制度内在“离心力”的危害，从而成为阻碍宪政文明进步的一种消极性力量。英国宪政成长的事实告诉我们，适度的权力在一国法治、宪政生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古代权力制约理论及启示——从中西方权力制约理论来看

权力需要制约,无论是在具有"君权至上,法自君出"传统的古代中国,还是在具有"民主法治"传统的古代西方国家,都注重对君主(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形成了丰富的君权制约理论。     

谈律师“与政府站在对立面”

依法治权是现代法治的基本问题。依法治权，既需要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也离不开公民权利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公民权利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制度有二：一是作为公众“耳目”与“喉舌”的媒体；二是作为公民权利与社会理性不同声音代言人的律师。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