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集权公共性”到“分权公共性”:基层政府现代公共性的构建——基于苏州市X区政府公共服务的调研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性仍然是传统"集权公共性"的延续,而所要构建的现代公共性一定是一种"分权公共性"。政府"集权公共性"的弊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显露无遗。以苏州市X区政府为例,"大政府"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造成了公共服务低层次的均等化;财政经费短缺及人力不足;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较低;以及即使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民众获得感仍然很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将政府传统"集权公共性"转变为现代"分权公共性"。构建基层政府现代"分权公共性"的具体路径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强政府,大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其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提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提升民众的获得感。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由于垂直管理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     

行政分权下的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几经调整，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财权与事权的统一性问题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性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纵向权力配置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改革走向规范化，克服权力不断收放的怪圈，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重构集权与分权的治理模式。     

权力分散:分权的误区

集权、分权作为政治权力的存在方式，是政治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政治学家们往往把集权看作是专制制度中的权力存在方式，而把分权看作是民主制度中权力的存在方式。所以，“集权”一同在现代政治学中越来越具有否定的含义，并常常被用来描述和指责那些与政治文明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政治行为。同时，“分权”一词往往与民主化有着同等的含义。因此，在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从分权人手，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权力下放，在同一层级上，也是把权力尽可能地分配到不同的职能部门。但是，由于对分权的问题缺乏科学的理论…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研究

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特征,导致了政府间事权下移、财权上收,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非均衡,进而引发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恶性税收竞争加剧和转移支付的低效率。下一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应该首先构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运行机制,其次是设计中长期改革战略,最后按照一级政府事权的不同层次对财力与事权匹配进行模式再造。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权与分权——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     

电子政务与政府协同管理模式的发展

电子政务的出现,冲击了层级节制的集权体系,调整了政府部门边界,增强了政府部门的协作,改变了政府管理主体的构成。电子政务催生了协同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内部纵向分权协同管理、政府部门横向整合协同管理和政府与其他管理主体协同管理。     

美国“分权—集权”钟摆运动研究

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以来,分权与集权这两种态势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之中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钟摆运动。从美国发展历程钟摆运动的发展趋向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钟摆运动的摆幅不断变小,展现出趋中态势。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保障行政改革的成功,我国政府应该根据现实需要在行政改革过程中找准分权与集权的度。基于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分权—集权"钟摆运动展开分析并探讨其成因、发展趋向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现代政府责任构建的学理呼唤——《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导读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国政府管理致力于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由精简机构向优化结构、由高度集权向合理分权、由长官意志向依法行政、由权责脱节向权责统一、     

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第三只手"--多中心制度安排理论的启示

多中心制度安排的理论,主张建立超越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超越集权和分权两种单中心制度安排之外的多权力中心的治理网络,这为高度集权制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的启示。但对其浓厚的联邦主义色彩和特定的宪政前提,我们必须有所分析,在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资源前提下,加以借鉴。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政策纵论

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理论指南。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制定,到８０年代以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再到９０年代中期八项对台主张的提出,体现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宽阔胸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的明智选择,其中蕴含了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的政治智慧。     

中国政党制度创造性价值探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具有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一般特点,而且具有其他政党制度所没有的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价值,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反腐：转型期腐败治理新效能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这是从根本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选择。构建制度反腐体系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选择。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完善和创新制度的同时,还要在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上下功夫,这就要突破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秉持反腐制度设计＂无赖原则＂;弥补制度建设先天性不足,构建操作性强的反腐制度;推进法理型反腐路线,提升反腐制度建设的严密性。     

政务微信群重塑政治沟通体系的机制研究

微信群内的信息沟通与传播具有打破时空边界限制、入群成员共同虚拟在场以及群聊信息具有及时、公开、共享性等新特征。在被广泛用于我国政府系统后,政务微信群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新媒介,实现了对我国政务系统的无缝隙覆盖,也已成为推动政务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常规性手段。相较于正式的文件、会议、电话等传统的政治传播媒介,政务微信群深刻地改变了政务办公的逻辑与机制,重塑了政府内部的政治沟通体系。具体表现为:重塑了上下级之间的部署与督导考核体系;建立了分散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联动治理体系;再造了横向同级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体系。     

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生成动因、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注重政治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严明政治纪律的历史.总结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发展历史,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西部大开发：政府行为与市场原则的统一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行为必不可少,市场原则也不能违背,必须把政府行为和市场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以市场原则为基础,以政府行为为保障,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政治稳定问题与中国政治秩序的基本性质

政治稳定的实质是政治秩序的存在与有效实施。政治秩序即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政治秩序能否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基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而形成的政治规则与政治制度。这一政治秩序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成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因素的分析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根本原则;台湾主要领导人所持的与“一国两制“相对立的态度是阻碍海峡两岸统一的根本原因;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则是影响两岸关系的国外原因.     

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对PPP落地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前中国PPP项目落地率低,而且不同省份间差异大,反映的是各地政府治理体系对PPP政策执行效果影响的问题.为探讨地方治理体系与PPP落地率的关系,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外)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中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