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亮点解读

由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1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是我国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为了持续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这个计划对今后四年中国人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作出了规划。对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行动计划撰写的部分专家。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步入新阶段据介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分为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人权教育,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际人权交流与     

缔约国在实施国际人权条约方面的经验与问题

实施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核心 ,但联合国人权条约下的报告制度面临着报告迟延、报告内容空泛和国家代表地位不一、阅历不足等问题 ;国家间指控制度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个人申诉制度则经受着申诉数量小的挑战。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对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面临自动执行与非自动执行、人权条约的地位、国际习惯法可否直接适用等问题 ,对此 ,缔约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各不相同。我国批准和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如何在国内实施的问题将会愈加迫切 ,应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际人权法在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在我国人权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相关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客观、准确、充分和一致的认识。这既不利于我国对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进一步接受和适用,也不利于我国人权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应从国际人权法的自身情况出发,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和原则为指导,并以有利于我国人权法制建设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为目标,对国际人权法在我国人权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重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适当而必要的步骤和措施,健全和完善人权法制,并促进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法律监督的人权保障功能

人权的内容是广泛而丰富的。总体上讲,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本文主要从诉讼领域探讨人权保障问题。诉讼中的人权是指公民在诉讼程序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正当合法权利。在国家管理与司法活动中,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与人权关系最为紧密,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如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水平。但综观我国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虽然在很多方面加强了人权保障,但与国际人权保障基本准则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此,我…     

论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的宪法保障

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保护。我国宪法对此尚无规定,但是基于对人权的尊重和国际形势,我国也应当将迁徙自由和居住自由纳入宪法保障范围。本文提出居住自由与迁徙自由不同,并论证两者应当被作为基本人权纳入宪法。     

维和行动与人权保护——以国际刑法为视角的思考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使后世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创设了“维持和平行动”。五十余年来,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维和行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和平、安全与人权的同时,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隐患与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强化维和行动中人权保护的几点思考。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国际人权机制的生成逻辑

国际人权机制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现实、理论与路径逻辑。二战期间人权话语构建、综合和平观的形成与冷战后人权全球化,共同构成国际人权机制的历史逻辑。人权普遍化运动是国际人权机制的现实驱动,促进道德和捍卫主权贯穿人权普遍化的始终。人权机制普遍化和尊重国家主权两种力量的博弈,形成了国际人权机制“强政治性与弱法律性并存”的二元模式。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不仅给国际法思想和实践带来巨大影响,也给国际人权机制的制度设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际人权机制的发展呈现功能主义的制度外溢扩散路径,但缺乏权威机构居中协调,由此形成双轨并行、自足发展与职能趋同等特征,并引发机制膨胀、无序与碎片化等问题。基于此,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应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坚持功能区分原则,有效平衡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     

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是现代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而是互相统一、互相促进的。一方面 ,人权国际保护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 ,国家主权又对人权国际保护产生制约。在承认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在特定情势下为保护人权可进行干涉。     

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与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之比较

区域性人权公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都规定了国家指控制度、个人申诉制度以及国家报告制度。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相比,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更具可行性。由于区域内各国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都比较接近,区域内人权标准更统一,所保护的权利主体也更具体,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在人权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个人申诉制度,丰富了国际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体系,对人权的国际保护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人权与国内人权不尽相同,它同国家主权有着密切联系。在现代政治中,人权和主权都是不断发展的概念。表现为人权价值、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广泛进入国际领域的人权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进步的潮流。国家主权则出现相对化趋势,绝对主权观念受到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事实上,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强调“人权至上”的绝对人权论和强调“主权至上”的绝对主权论,都难免失之片面。     

浅析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的关系

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是人权保护的两种手段。本文首先是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进行概述,然后从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与主权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把握,从而得出结论: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促进人权在国际国内的实现。     

法纪检察与人权保护

人权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内民主法制建设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从西方价值观、人权观出发,大肆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和攻击,干涉我国内政,企图实现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对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通过认真系统地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在维护和发展人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研究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权的保障机制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的保护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文件的制定、参与人权监督、开展人权教育等方面,由此产生了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应该切实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作用的发挥,并尽快制定一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地位的国际公约,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从而促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际人权问题的起源与发展——兼论人权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的关系

<正> 人权(Human Rights)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法律问题。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公约和各种国际会议所讨论的议题中,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与人权有关。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经常就人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因此,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人权问题,对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促进国际人权的发展和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论人权的共同标准——兼与万鄂湘同志商榷

作者认为在国际人权领域存在人权的共同标准;人权共同标准是人权的共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表现,是各国共同利益和协调意志的体现;它与各国实现人权的“具体模式”截然不同;人权共同标准的确立根据:一是国际习惯法,二是国际条约法,至于国民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因其不具备“标准”的特征或功能,不能作为人权的共同标准。     

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分析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最重要的渊源。本文从形式角度研究了国际人权条约 ,介绍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名称 ,区分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类别 ,总结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特点 ,并分析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结构。     

我国不宜确立沉默权制度

刑讯逼供的大棒,正驱赶着"沉默权"迈着沉重的步子隆隆向我们走来。而人权人士的强烈呼吁,则几乎让人们认为没有沉默权便不会有什么刑事司法程序公正。我国即将加入WTO和签订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等外部形势的变化,更使沉默权几乎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当然选择。对此,笔者深感忧虑,谨撰此文,以期与学界同仁商榷。     

澳大利亚的国内人权机构 从投诉处理和诉讼功能看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

众所周知,联合国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联合国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确立的人权标准,成为成员国人权保护的行动指南。作为人权保护的一部分,联合国鼓励成员国建立国内人权机构,对国内人权活动进行监督并提供必要的救济。〔1〕1986年,澳大利亚成立了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     

实践与争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人权价值的普遍化。跨国公司的逐利本性与东道国本地的环境权、文化权、消费者健康权等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引起人权关切。在国际组织与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和民间人权力量的双重压力下,跨国公司似乎无法回避人权话题。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或言承担何种性质的国际人权责任,尚有争论。本文指出澄清理论争议,是解决构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体系问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