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

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也是拓展乡村公共服务惠民空间的有效路径。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应以价值共创为行动方向,价值共创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寻求生成和持续的机会。“结构-过程-结果”框架有助于系统分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的内容特征与运行机理。在结构维度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参与、促进组织技术同化、创新服务生态系统;在过程维度上,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得以实现,可将其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的系统过程;在结果维度上,数字技术分别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促进了数据能力、连接能力与决策能力的提升,实现了个人价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在多层次网络结构中的交互跃迁。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

数字时代所呈现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特质深深地改变和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创作和传播模式。智能故事、场景故事、体验故事等新叙事模式强化了叙事感染力与吸引力。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新面临技术叙事的交互风险导致的情感真空、现代性的审美取向引发的审美抵制、数字平台形成的资本力量隐藏的价值风险等挑战。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应从情感、审美、价值观三方面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结构框架：从技术反噬回归技术反哺,推动数字技术为情感叙事赋能;构建用户需求的叙事取向,驱推用户同一性的创意叙事;破除数据资本的权力宰制,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从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新模式。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素构成与提升路径

人类社会全面迈进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话语传播业态和社会价值意识,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数字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包括数字空间的议题设置权、数字叙事的文化阐释权、数字传播的舆论引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面临主体肢解悬置、内容形态迁演、载体泛在交互、场域生态失衡等现实困境,可以通过话语体系数字融合、话语系统数字赋能、话语机制数字转型等三维实现达到话语权提升的最终目的。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数字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赋能困境及行动机制研究

从多元主体的实践角度切入,能够有效揭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质性运作图景。在捋清多元主体角色定位与职能边界后,运用马林洛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阐明多元主体协同共建数字乡村的实际情境,深度剖析主体向度赋能存在的内部主体缺陷、外部主体缺位、主体间互动异化三重困境。多元主体共建数字乡村建设需构建系统化的行动机制,包括筑基机制、共谋机制、提优机制、协同机制。     

多边公共平台的运作机理与管理策略——基于社区社工服务中心的跨案例研究

在平台时代,多边公共平台模式不断涌现但缺乏相应研究。多边公共平台模式以治权开放为前提,以治理规则为基础,以网络效应为核心机制,吸引多元利益群体进驻平台提供创价关卡并结成价值网络,促进基于平台的合作共治;运作方式主要有:生产权开放,业务深耕细作,流程平坦透明,平台互联互通,网络效应激发,价格免费;多边公共平台以用户黏性与交互质量为操作目标,注重开放与管制、解决"鸡蛋"相生难题、网络式监督、供给侧资源整合与联盟等策略。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论宪政维度下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

当代的新闻传媒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大众传媒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新闻传播也真正进入了传者与受众互动的新时代.传者和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两个独立的主体,围绕着新闻传播活动构筑了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信息平台和公共舆论空间,对国家政治和政府行政形成一种政治权力控制机制和意见表达机制.以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基本关系为基础,在宪政视野下探讨新闻传媒对政府行政监督关系的基本法理,分析新闻传媒监督政府行政的核心内容和难点,有利于从通过新闻立法将新闻传媒对政府行政的监督关系法制化、法治化的角度廓清理路.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价值理念、技术工具与制度保障

作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先驱,英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基于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进展,围绕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碎片化"、跨部门与终端服务间的协同、数据壁垒与数据安全和数字人才等问题,考察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缘起及其动因,继而从价值理念、技术工具和制度保障等三个维度对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图景加以刻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与发展导向,总结和提炼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互联网+养老”服务智能化建设的条件限度和优化逻辑

"互联网+养老"服务智能化建设是一项需要准备多域基础条件、包容多元供需主体、整合多类服务模式、指涉现实与虚拟时空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系统工程,旨在全面融合线下线上各种养老服务渠道和手段、功能和资源、服务过程及其成果、服务产出及其形式,构建多中心、一站式、专业化、整体性的养老服务平台,使之成为既有智能支撑又有智慧注入的日常性和应急性兼具的复合性生态综合体。"互联网+养老"服务智能化建设的价值或效用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既取决于其成果本身的水准,也依赖于其多域基础条件准备程度、包容多元供需主体程度,以及有效发挥集聚效应尺度等基础和前提。多域基础条件准备程度,涉及技术域、组织域和管理域条件的覆盖面与雄厚度,各有其条件限度。包容多元供需主体程度,取决于克服"供需主体的共情落差""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尚难突破的协同壁垒"等主要难题程度。有效发挥集聚效应尺度,在于把握好"利用数字化填补供需发展堕距""利用智能化补足主体能力短板""利用一体化提升整体运行效能"等优化逻辑。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社会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随之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业态,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也给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治理,需认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特征,构建符合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实际的理论框架;以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指导,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构建

"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合作互惠为逻辑起点,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合力以构建"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双创"服务资源共享要确立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坚持理性化、法治化理念以及文化自信、多方共赢、协同发展与效益均衡的原则,遵循价值、理论、现实与程序等四大逻辑以提升软实力。基于共建共享、互动回应,打造"双创"服务开放型、专业型、绿色型、协调型的资源共享平台以筑牢硬实力。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实现服务、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共享,构建新时代政府"双创"服务资源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基于治理视角的“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浅析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不仅是技术平台建设或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也是行政体制综合改革在特定阶段的中心任务,并对政府治理的进一步优化提出要求。基于"政府即平台"以及"整体性政府"等理念,"一网"改革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一门"改革需要政府内部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并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政府形象。而"一次"改革既需要解决线上流程设计的优化问题,也需要解决线上与线下的融合问题。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隐忧与解决路径

审美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普遍存在的价值样态。在人类与数字科技深度交往的数字时代,大众文化呈现出生产主体走向多元化、部分产品内容低俗化、传播方式图像集群化与文化品味日趋同质化的时代症候,日渐陷入去价值化、淡化他者意识、弱化审美理性、形塑审美茧房的隐忧之中。其原因在于社会加速流动的现代性境遇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审美根基,审美资本主义催生"符号审美"的消费意识形态,数字媒介技术制造大众文化的"审美幻象"。对此,只有加强主流舆论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弘扬崇高的社会风尚、培育数字公民的审美素养与科技伦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大众文化崇高的审美价值取向,赋能现代中国数字文明新样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精神根基。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