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新公共管理

金融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是对新公共管理过度关注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民主等的回应,是自由化、社会化、市场化及民营化过度与不当的总爆发。无论是从内容、目标还是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来讲,政府救市是对新公共管理主义的修正。因此,金融危机和政府救市宣布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改革的终结,暗示着新公共管理的失败;同时意味着管理主义的没落以及宪政主义的再次崛起。     

新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批评和替代模式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是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实践和理论。由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构成。学们围绕这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如年代以来的治理(governance)，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超越与替代。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公共规制的捞性与理论起源

公共规制又称为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式。“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是日本经济学家苦心创造的译名。著名学者朱绍文在日本研究规制问题的专家植草益博士所著的《微观规制经济学》一书的译后记中对“规制”一词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regulation或regulatory Constraint的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条例的制约。如将其翻译成“管制”、“管理”、“规定”“调控”等都不符合原意。     

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如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其明显特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地介入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中WTO就是其中的一例。中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WTO及国际条约的要求和国际惯例时本国的法律制度,公共行政管理等加以改革,否则会增加相应的争端和麻烦。这必然对我国原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观念、制度、方式和手段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要适应WTO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努力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廉洁、高效、有限的政府。本文主要从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四个方面,即制度文化建设,公共组织特征与分权,新管理主义改革观,政务信息公开与“阳光政府”等问题,联系WTO规则与我国的现实,针对政府体制创新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新要求简要提出应对性建议。     

谈公共产品与政府规制学的法律定位

把公共物品作为行政法的推理起点,可以把规制法学纳入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并实现传统行政法学的自我飞跃。如果说传统行政法学是一种程序法,那么政府规制法就是实体性的,因为它探究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并把制定政策的最后依据放在公共物品的客观需要上。公共物品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既包括行政规制的对象,也能涵盖普通行政管理的对象,把公共物品作为行政法学推理的起点,可以实现规制理论和行政法学的合流,并使行政法学实现由程序主义向实体主义的飞跃。     

美国地方政府的结构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美国地方政府是除联邦和州政府以外的公共治理单位,其体系包括一般目的政府、特殊目的政府及准政府组织。为数众多的美国地方政府之间及其与联邦、州政府间均没有隶属关系,且在内部结构、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括人民主权原则、自主治理原则、司法调控原则、共同利益原则、政治和行政分离原则等在内的源远流长的理念,是形成并维持这一杂而不乱、和而不同的政府体系的政治哲学基础。     

世界进入能力主义时代——关于人力资本开发评价和利用的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为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给人类能力的释放提供了新的平台。本文提出了“世界进入能力主义时代”新命题，并阐述了构筑中国特色的“能力主义”及能力建设的思路。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公共治理的“自行车难题”——政府规制中的信息、风险与价格要素分析

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中美政府规制改革动因之比较

规制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运动,但是各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却不尽一致。美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主要在于过度规制本身的弊端、公共舆论对过度规制的怀疑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和解决被规制企业内部低效率问题的要求;而中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主要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加入WTO的压力、国有企业发展的困境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二者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政府介入企业的深度不同、改革的技术基础不同和制度文化环境不同等差别,因此中国在借鉴美国规制改革的经验时必须谨慎地批判吸收。     

美国规制改革的根源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放松规制运动。美国规制改革有着深刻的渊源:1.过度规制本身的弊端是改革的根本动力;2.公共舆论对过度规制提出了怀疑;3.信息技术革命是改革的直接推动力;4.理论的推动;5.企业是规制改革的外部力量。     

2008:全球经济无拐点

美国次级按揭问题对全球造成了深远影响。第一，美国次级按揭和优质债市场、及Alt-A市场彼此糅合在一起．因比美国面临的是全部按揭贷款的问题。可能会给美国私人部门的消费和美国经济带来中期冲击。第二，次级按揭问题的主要受损者是美国和欧洲，在美国本土受损者既包括对冲基金等覆盖富裕群体的基金．也覆盖诸多州政府的养老、医疗等公共基金；在欧洲．受损者主要是公共基金和银行业。第三．次级按揭可能导致美元利率和汇率最终双双向下、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的逆转和欧美经济的中期调整，对我国而言，可能带来贸易受益和汇率受损的格局，贸易受益是指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回落，以及美国消费者受困房贷问题．更多地需要和容忍中国商品；汇率受损是指美国需要美元的进一步疲软和更多的资本国流，这不可避免地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论美国政府在交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交通革命之实现与美国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在交通革命申，政府干预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实行特许状政策，建立具有半公半私性质的公司，给予这类公司多种优惠政策，提供部分建设资金，免费赠予公共土地等；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尤其是州政府）还直接投资兴办公路、运河和铁路工程。     

新自由主义对三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兼论金融危机中三种“生产过剩”的形成

20世纪70—80年代,代表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相继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主张。这种用新自由主义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成功的应对了滞涨,重新确立了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但由于资本的过度扩张,也直接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考察从新自由主义诞生到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时期,三种"生产过剩"形态的演化过程,对我们认识新自由主义对三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重建日本经济 推进规制缓和——日本规制缓和的必要性和原则

在日本，关于“公共规制”的定义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1985年7月政府在起草关于整理、规范许可、认可等与民间活动相关的规制的法律草案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公共规制是指国家通过权力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或者是规范公民履行一定义务的行为。1988年12月．第二次行政改革审议会的报告中规定公共规制是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而对企业、公民的活动进行干预和介入。     

关于“新权威主义”及其讨论

最近,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已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对峙。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从内部的学术讨论会走向公开的报刊杂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注意。“新权威主义”,首先是青年副教授萧功秦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学术观点,提出来的。1988年夏末,他在北戴河召开的“首届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政治模式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晚清的“传统政体的政策创新时期”;第二阶段是民国前后以议会民主制为标志的“政治浪漫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民国初年作为对中国议会民主制     

当代托派克服社会主义危机的理论和战略

面对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苏东社会主义的瓦解，当代托派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不是马列主义的危机，而是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党──错误实践的危机；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虽然表现出相当活力，但它固有的矛盾在新形势下趋于激化，生态破坏等问题更宣告了它丧失适应能力的临界线已到来，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必将替代它；变化了的工人阶级仍是反资本主义的主体，通过全球工人的团结和与新社会运动的联合，通过“积极罢工”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自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