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

<正> 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倡《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一说以来,历代评价《唐律》者莫不宗是。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亦把“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作为《唐律》的主要特点之一,称赞旧论“是恰当的评价”。笔者亦略抒己见,以进一步探究揭示《唐律》的这一本质特征。一、编纂以礼为原则《唐律》开宗明义,标明它以礼作为编纂原则。《议》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汉律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地位

(一) 取代嬴秦,进一步确立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刘汉王朝,历时四百年之久。探讨汉律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地位,不仅对于了解汉律,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封建法制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都是有益的。我国现存的最古最完备的法典是《唐律疏议》。自唐以后,宋、元、明、清的法典,一准于唐。然而,《唐律》乃远宗《九章律》。     

论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韩国王朝法令和相应中国古代法,以此比较为基础阐述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文中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对“八条法禁”及其相关条款、夫余的刑制以及“一责十二法”的影响;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受中国律令的影响程度及其状况;朝鲜高丽时代的律令受中国古代唐律和宋律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大明律对朝鲜时代创制的最初成文法典——经国大典的影响。     

唐律“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规定新探

无子出妻为礼法关系演变诸多环节之一,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古人基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对生命规律的重视,无子出妻一制至唐,吸收了医学中女性＂七七之数＂和易经中＂大衍之数＂以规定出妻年限,其所反映的＂风险的分化与规律的尊重＂、＂基于善与恶的设想＂、＂生产的选择与淘汰＂三层合理性,正是唐律一准乎礼,而礼又因人情的表现。     

礼法结合在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表现和启示

礼法合一的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最大的特点,也是中国所独有的法律文化。而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体系,反映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最为明显。在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唐律的"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正是以前礼法结合思想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一点在唐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唐律疏议:中国现存第一部完整法典

《唐律疏议》,是后人给与唐永徽年间开始修撰的《永徽律》及其《律疏》的名称.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发展的成熟期.仅此一朝制定了多部法典,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先后颁布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法律形式.其中《永徽律》及其《律疏》是唯一现存的唐律.     

礼、政、刑之鼎分:中国古代法体系结构新论

现有的著作和论文所论之中国古代法体系多以当代西方的部门法体系为标准,把中国古代法按部门划分为民法、刑法、婚姻法等部门。这种划分造成了解释的不便,且与古代法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中国古代法的结构应该是礼、政、刑三者的鼎分结构。这更符合古代法的实际情况,能够解释许多理论难点。     

试谈周礼中蘊含的法

谈到中国古代夏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人们就会想到“礼”。“礼”究意是什么了它与我国古代法有何关系?这是历年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古代法制史中,礼与法都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工具,且更多地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起着“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我认为,在西周,上述礼与法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周代统治者治国     

评——沈家本《律例杂说》的名例篇(上)

(一)关于五刑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为唐律十二篇篇名之一,相当于近代刑法典的总则。《唐律疏议·名例》称:“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名训为命,例训为比,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该注本《唐律疏仪》下文:“笞者,击也,又训为耻;徒者,奴也,盖奴辱之,不忍刑杀,宥之远方。”笞、杖、徒、流、死这五刑的罪名和体例相结合,就叫“名例”。沈家本在《律例杂说》中对名例、五刑篇的论说如下:热审例:笞五十以下之罪,俱行豁免。杖六十以上,俱不减等。今杖六十与笞五十,     

熊本藩和大清律例汇纂

在中日法史交流史上,日本古代法受中国唐律之影响,为我国学人所熟知,但是,明清律对日本的影响却鲜有所闻。日本国学院大学小林 宏教授,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著名专家之一。本文是他众多研究论作之一,本刊摘译发表,以飨读者。     

山田三良与中国国际私法

早在颁行于唐永徽二年的《永徽律·名例》中,中国便有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冲突法规范:“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化外人相犯条”,不仅为宋人所沿用。而且亦被明清两代所继承,无非及至明代,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被改易为     

略论唐律在发展唐前期经济中的作用

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定本,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对其稍作修改,二年后又在律后附上“疏议”,使内容更为规范和明确,此后便代代相传,修改无几,直至唐亡. 唐前期的统治者从巩固和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出发,处处以隋亡为鉴,注意用法律手段发展社会经济.由于隋统治者的暴政,隋后期法制严酷,徭役不已.据《通典·卷七》所载,隋炀帝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建洛邑,命“导洛至河及淮”,又     

论中国古代的礼仪法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 ,礼是中国古文化的根本特征。礼仪习俗和礼仪制度是礼的一种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形式 ,数千年来 ,中国古人创造了繁丰灿烂的礼仪文化 ,其起源之早 ,内容之广泛 ,规模之庞大 ,发达完善程度之高 ,世界上任何民族无与伦比。然而 ,学术界对于传统礼仪的研究 ,多偏重于民俗学、历史学的角度 ,而依笔者之管见 ,中国古代的礼仪习俗与规则其大量内容被法律化 ,即由朝廷确认或制定 ,明令遵行 ,礼仪法成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门类 ,甚至在唐以后实现了法典化 ,有诸如《大唐开元礼》、《明集礼…     

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中华法系和中华法制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法制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特别是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至"唐律一准乎礼",标志着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和中国独特的儒家法律文化。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中国法的原始基因 ——以古文字为视野

中国古代法在问世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原始基因,即中国古代法所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伦理性、多元性和艺术性。原始的图腾崇拜中蕴含了古代法的神圣性元素,而戎礼军律及其实践则塑造了古代法的权威性特质,至于远古的风俗礼仪正是古代法伦理属性的发源地,誓命与御事恰恰表征了古代法的多元性。早期文明中的法体与证据运行方式则显示了古代法的艺术性,这或许正是一种实践智慧。这些原始基因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并对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施以重大影响。     

《唐律》职务犯罪管见

《唐律》是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一的封建法典,尤其在刑法方面已取得了很高成就,《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更是集前朝之大成,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因此唐以后各朝均效仿于此。 研究《唐律》对职务犯罪的规定,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研究——唐格的源流与递变新论

唐格的散佚,使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五件唐格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惟一的刑事法律文献《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尤其值得关注。该文献不仅使我们得窥唐格之原貌,而且佐证了“格”在唐律中的位阶、性质和效力。通过对她的研究,既可明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变异,开掘法律史探析的深度,又可从法学的角度追溯唐格之来源,以阐明其流变,对中华法系史之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唐会要》史实辨证一例

《唐会要》史实辨证一例涂家飞贞观十六年六月，苑西守监穆裕，农囿不修。太宗怒甚，命于朝堂斩之．侍臣战，莫敢进言。太子承乾谏曰：“人者有生最灵，一死不可复活。命即斩之，理恐未尽，请付法司推鞠。”太宗意解，即笞而释之。长孙无忌进曰：“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