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特色解读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执政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在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鲜明特色:中共执政与中共领导的高度关联;中共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一致;中共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中共执政与民主党派参与的协调统一;中共执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有机统一。     

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

战后初期,为了维持与美国在雅尔塔体系内确立的远东合作关系和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本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美国侵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和阻止国民党向美国的一边倒,斯大林又策略性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     

推进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共政党文化作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政党文化的建设也必然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导性途径。基于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契合,因此要明确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方向,夯实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中的道德文化基础,突出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中的民主文化特色,传承中共政党文化建设中的优良作风传统,推动中共政党文化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也论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兼论如何评价中共历史研究的现状

目前,史学界对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有一些分歧,有必要进行辨析。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共历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相关内容。对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关键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着重从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研究成果、研究队伍建设和研究机构、团体、报刊、与国外的交流和比较这4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并论述了如何评价中共历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重生前夜”——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因改扩建过渡至新址

2013年9月2日，中共桂林市委党校，中共临桂县委党校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教职工大会在中共临桂县委党校举行。这标志着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因改扩建校址过渡至临桂县致远路中共临桂县委党校，并与中共临桂县委党校同处一栋办公楼工作的开始。     

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的重大突破

中共党建学是一门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学科。张静如先生对于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通过对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为我们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确立了出发点;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形成的特点的研究,从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视角,为我们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确立了着眼点;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及其领导地位的研究,从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视角,为我们建构中共党建学体系确立了落脚点。中共党建学研究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的辩证统一,恰恰构成了中共党建学的新框架。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史上的一个悬案,一般认为中共没有从苏联直接得到武器援助。但根据现有档案和有关史料,抗战时期苏联确曾根据中共要求,秘密援助过机关枪、步枪、炮弹、手榴弹、子弹等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以前,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多地与苏联请求中共采取军事行动配合作战纠结在一起。与苏联给国民党的大量军援相比,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武器援助在数量上很少。同时,与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援助相比,武器援助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之所以如此,除苏联和共产国际自身存在一定困难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联的对     

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

苏区戏剧具有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共与民众各有取舍。中共注重新剧的功利性,民众看重旧戏的娱乐性。在革命话语中,中共对旧戏或禁演,或改良,新剧的政治教化功能则被不断强化。由于种种因素,新剧在很多时候又处于困窘中。与中共的革命威权相比,民众却有很强的"隐忍力",以致旧戏在乡村社会屡有上演。在演戏与看戏的互动中,中共依然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关于中共江苏省委若干历史问题的新析——兼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建校的起始时间

中共江苏省委与中共江浙区委之间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中共中央确认中共江浙区一大为中共江苏省一大，这结论为中共江苏省历次代表大会所认同。1925年8月21日成立的中共江浙区委与1927年6月以后的中共江苏省委，是同一省级领导机关的两个不同名称，故中共江浙区委成立时间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建立的时间。中共江苏省委与抗日战争时期战略区党委、华中工委以及苏南、苏北区党委，是一脉相承、前后衔接的关系，是中共江苏省委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存在的具体形式。1926年1月6日成立的中共江浙区委党校，是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前身和源头。     

中共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反应

1938年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中共领导人积极参与、陕甘宁边区各界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持续关注。中共对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的态度,表明了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与全力争取国际援助相结合的策略方针,是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生动体现。     

华北抗日游击区中共与日伪的集市斗争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在敌后游击区通过操控集市吸收了大量物资,对中共产生了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压缩了中共的生存空间。为此,中共游击区基层组织与贸易部门发动商贩和群众,恢复和建立集市,反击日伪利用集市进行的经济掠夺。随之,双方展开了集市斗争。日伪通过增强对集市的控制、加强对中共经济封锁、骚扰和武装袭击集市等手段,企图遏制中共的经济反击。中共则一方面以改造集市、建设情报系统、强化走私稽查、建立保卫武装等防守方式,加强对集市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争取伪军和敌控集市的经纪人、扰乱与封锁敌控集市等进攻方式,弱化日伪对集市的控制。双方在对集市控制与反控制、破坏与维护中反复较量。中共在集市斗争中取得不少成效,得到群众支持,这是中共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     

阅读的力量：探索中共革命理论的阅读与接受史

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理论著作在中共构建政治文化、推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起到了深远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接受史,具有推进阅读史及中共“学习史”、政治教育史等研究的多重意义。如何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中共革命理论阅读与接受史的范围、方法以及理论接受与革命生活、革命实践的关联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

从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至1921年7月一大前后,本文界定为中共早期。在这一时期,中共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的形成及确立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它是共产国际成立伊始“进攻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后果。按照这种“进攻理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当做当前迫切任务,把资产阶级、国民党当成最主要的敌人与革命对象。以“打倒中派”为特征的共产国际“左”倾政策,要求中共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必须采取敌对、排斥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华与“进攻理论”的输入,是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形成及确立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试论《观察》话语体系中的“中共”

抗战胜利后创办的《观察》杂志,以自由主义理念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有一些评析共产党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涉及中共与内战关系、共产党的"自由"态度、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国共关系中的中共等,形成了关于"中共"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系统中,有些观点存在着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情况。随着时局的进展,《观察》言论有着激进化的趋向,对中共的认知在不少方面已逐步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接近。研究《观察》杂志话语中"中共"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认知及其舆论变动倾向,而且对于研究中共政治活动的舆论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中共中央曾批准杨虎城加入中共

新近出版的《浦江同舟》刊登的特稿透露,中共中央曾批准杨虎城加入中共。文章说,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较深,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共。第一次申请在一九二七年冬,第二次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当时杨虎城和妻子谢葆真及秘书米暂沉(亦为中共党员)赴日本疗养,在日本再度向中共东京市委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共。他说他要「作一个贺龙」。中共东京市委即向中共中央请示。     

全民族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

<正>抗战时期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点,相关研究极为丰富,但主要基于美军延安观察组考察中共对美政策、观察组的派遣与工作,以及美国对中共的认知与评价、对国共之争前景的预判、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等⁽(1)),较少关注美国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对战时国共之争有诸多担忧,甚至直接介入调停国共关系,是因为中共不同于民盟等中间党派,它是掌握军队的政党,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牵制、打击日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共党风建设面临的机遇

正1.共产国际控制力弱化,为中共党风建设留下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直接或间接性的指示,无论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相比还是与大革命失败至红军长征前相比,都明显要少得多。共产国际控制力的减弱,不仅有助于中共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而且有助于中共解放     

全面抗战前中共抗日的话语叙述与政治功能

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前,中共抗日话语叙述在不同时期发挥的政治功能也呈现差异。长城抗战前,中共"反帝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政治导向功能;长城抗战到红军长征前,中共"反蒋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抗日动员功能;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共"北上抗日"话语主要发挥对红军长征的激励功能;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联合抗日"话语主要发挥抗日统战功能。中共抗日话语叙述演进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话语主要反映出先抗日与先安内主张的差别,而国民党"安内攘外"话语最后让位于中共的"联合抗日"话语,并形成国共合作和全国联合抗日格局,显示出中共抗日话语具有激发和推动全国民众抗日浪潮的政治功能。     

张学良心仪中共三代领导人

有关张学良的史料可谓连篇累牍,但是关于这位东北军将领与中共三代领导人之间接触的史料却大多语焉不详。事实上,早在30年代,张学良就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特殊的交往;他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虽然始终不曾见面,可是彼此却神交已久;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也曾与现旅居夏威夷的张学良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