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90%现象”导导向

前不久,有权威文章说,律师应对WTO挑战的首要原则,当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不久前,又有权威人士讲,“中国目前90％的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北京市的这一比率更高些。”尽管我们可以辩护说,律师业务并非只是诉讼业务。但无论如何,还是令人感到“导向原则”与“90％现象”之间的“反差”也太大了些。这“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秋菊”们喜欢单打独斗去讨“说法”?怕是不能这样说。而此时此刻能说该说的是,与其原则说说导向原则,倒不如为“90％现象”把把脉、导导向,来个虚功实做——其实照直说来,大抵围绕“贵”、“贱”、“高”、“低”这四个字说说即可。     

对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的思考

近几年,随着环境污染事件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也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很多热衷于环境法律事务的律师开始尝试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来维护环境公共权益。总的来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目前在我国仍是极少数,而胜诉的公益诉讼案件就更是廖廖。根据笔者的了解,对环境公益诉讼影响较大并最终判决胜诉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一起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定扒造纸厂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案:另外一起是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诉     

律师诉讼或仲裁业务中的“期间”风险控制管理

律师从事诉讼或仲裁过程中，涉及若干重要的“期间”。随着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业务的不断增加和律师承办案件任务的加重，各种“期间”问题会时常出现。对“期间”的科学管理能很好地控制律师事务所诉讼或仲裁业务的执业风险。笔者在本文简要探讨了对诉讼期间进行科学管理的初步思路。     

不可不知的律师风险代理“禁区”

事件回放 律师事务所在代理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过程中,因委托人一时拿不出委托代理费,律师提出可进行风险代理,待委托人赢了官司之后再行支付代理费用.于是,双方约定诉讼结束后按胜诉金额的15％收取律师费用. 案件胜诉后,法院判决委托人一方应得赔偿款18万余元.后经执行,实得赔偿款14万余元.因委托人和律师在支付律师费上产生分歧,律师事务所将委托人起诉到法院.     

是远离媒体，还是推波助澜？——关于律师审判宣传的探讨

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越来越关注作为纠纷最终解决途径的诉讼活动,尤其对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更是从诉讼一开始,甚至案件还尚未进入诉讼程序,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猜测、评论,从情感的角度、道德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迎合这种关注新闻媒体追逐着与诉讼有关的各种信息、评论和见解。于是,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律师尤其是涉案一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律师们也以不同的姿态回应媒体的关注。这种在法庭以外对审判案件的宣传,一方面作为“第四种权力”促进着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有着妨碍司法公正实现的负面作用。涉案一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担负着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双重职责,应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远离媒体还是投身其中推波助澜?笔者认为,律师特有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律师一般情况下不应就所代理案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在必要的情况下,律师审判宣传行为的行使应遵守相应的规则。     

应当明确庭审改革的目标设定北大核心

开庭审理案件是现代诉讼活动公认的基本原则,是诉讼活动的核心。当前,“庭审中心主义”被确立为未来庭审改革的方向。关于庭审中心主义的改革,人民检察院不能被动适应,应当从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出发,积极参与其中。笔者认为,在“庭审中心主义”改革进程中,检察机关应注意改革目标及三个关联问题：     

诉讼辅助人意见与鉴定结论证据属性比较研究

在鉴定结论已回归“民间”,还没有确定专家证人制度情况下,应当认为诉讼辅助人就案件事实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不应将诉讼辅助人意见视为辩护人或代理人意见。在我国没有专家证人制度情况下,设立诉讼辅助人制度,却又不认可诉讼辅助人发表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而将其列为辩护或代理意见,“名不正,言不顺”。诉讼辅助人意见不同于辩护、代理意见,应当确认诉讼辅助人就案件有关专业知识事实问题发表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研究诉讼辅助人意见证据属性与采信标准,似乎单纯程序性证据问题,却决定案件事实能否得到公正客观认定。     

预备合并之诉若干问题研究

原告可以基于同一案件事实,针对不同主体、不同诉讼标的提出多个诉,法院按照原告安排的顺序进行审理,是为预备合并之诉。预备合并之诉具有节约诉讼成本、保障裁判统一、实现实体公正和保护当事人诉讼处分权等制度功能。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虽有违反诉讼程序安定之虞,但可以通过制度手段补正;而且,其防止被告间推诿责任、防止诉讼延滞、节省诉讼成本等实践意义更使之瑕不掩瑜。在审理中,先诉有理由时,后诉的诉讼系属在先诉判决发生效力时消灭;先诉上诉时,后诉的诉讼系属停留在一审阶段。一审应该先对先诉进行审理和判决,并视先诉的审理和判决结果对后诉作出不同的处理。二审中,在先诉胜诉、后诉未作判决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原审判决正确的,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裁判有错误,应将案件发回重审。在先诉败诉、后诉胜诉情况下,后诉被告有上诉权。在先诉与后诉均败诉情况下,享有上诉权的只有原告。     

群体诉讼的博弈分析

对群体诉讼展开博弈分析,能为制度完善及程序优化提供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依据。群体诉讼博弈主要在群体内部、群体诉讼原被告之间、群体与法院之间、群体与代理律师之间展开,每一类博弈中的主体都有特定的诉讼策略及诉讼收益。一般而言,博弈双方在程序选择和实体处分决策上能够实现博弈均衡,找到满足各方利益的折中策略。在群体形成的各种博弈中,抑制“搭便车”策略、采纳“选择退出”规则以及采取措施激励高额受害者,有利于维系和巩固群体并实现群体诉讼制度价值。群体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博弈中,有关起诉、应诉的策略选择反映了协调当事人诉讼预期和促进诉讼合作的必要性;群体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和解博弈则揭示出诉讼成本、程序运作的准确性对诉讼和解的影响,以及法院协调和监督诉讼和解的必要性。群体诉讼案件管理的博弈活动表明,法院受理群体诉讼案件应得到合理激励;律师胜诉取酬博弈则应被合理规制,以防止制度滥用。     

试论检察诉讼监督的公信力建设

检察诉讼监督权本身也应得到有效的规制,诉讼监督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从而获得公信力。本文通过分析诉讼监督工作的基本环节,认为其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它具有其他监督主体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其公信力建设更有必要性,进而探讨加强检察诉讼监督工作的途径。     

浅析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恶意诉讼问题

通过对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恶意诉讼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成因分析,本文认为应该建立多种程序处理解决劳动争议案件机制和完善实体法方面的恶意诉讼惩处规定来共同解决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恶意诉讼问题。     

谈诉讼角度的选择

几乎每一个案件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律师在参与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高质量地办理案件，或者为了保证案件有较大的胜诉机会，我们在诉讼之前或应诉时，就应该，而且必须坚持的办案准则是：选择好该案件最佳的切入点。只有选准办理案件的切入点，所办理的案件才能理清诉讼思路。在若干能够进入诉讼的角度里面，选择好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是我们每一名诉讼律师必须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诉讼代理起纠纷 律所也成当事人

重庆黑老大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因诱导、唆使委托人编造证言、引诱证人作伪证而被提起公诉;律师张某隐瞒当事人造假擅自上诉而被法院训诫,而委托人拖欠诉讼费的情况更是时有耳闻。在人们享受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的同时,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够和谐的声音,这也直接反应在了法院审理的案件上,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正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出现。律师不仅是案件的代理人,而且直接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参加到诉讼之中。实践中,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镜像一：律所谎称能够影响裁判结果委托人质疑合同效力2006年2月20日,原告某律师事务所与被告F公司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某律师事务所作为F公司在一起案件中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为：     

刑事案件另案处理概念及其适用范围再议——以《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为参照

刑事诉讼客体的关联性和可分性是适用另案处理的前提.对于一个关联性诉讼案件而言,诉讼客体的可分性贯穿诉讼始终而非仅限于某一诉讼阶段;诉讼客体的关联性既包括“人”的关联性也包括“事”的关联性,因此另案处理不仅适用于数人一罪和数人数罪的案件,也应当适用于一人数罪的案件;考虑另案处理适用的具体情形应以价值目标为指引,只有更有利于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时才能适用另案处理,从而严格且合理地设定刑事案件另案处理的界限.     

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与服务质量

当事人花钱请律师打官司(指民事诉讼)最关心的是结果,也就是说希望官司能打赢。如果官司确实胜诉了,委托人与律师皆大欢喜。不少委托人会认为所请的律师是好律师,交纳的律师费没有白花。如果官司打输了,律师又没有给委托人一个明白的说法。这时委托人会感到很委屈,认为律师服务有问题,尤其是认为有理的事情请了律师为什么还打不赢官司?     

刑事诉讼参与人的教义延展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不断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参与到刑事诉讼当中。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诉讼参与人”的穷举式定义，导致“参与诉讼的人”未必都能够成为“诉讼参与人”。“名分”并非可有可无，名不正则言不顺，拥有“名分”可以使得参与诉讼的人享有更多的诉讼权利和更高的诉讼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诉讼活动监督者、辅助者和见证者的角色。作为诉讼的主体，人只要被卷入到诉讼中，就必然享有一定的与之相伴的诉讼权利，不能因缺乏明文规定就予以否认。常规的解释方案无法填补这一漏洞，需要对具体的权利条款作类推解释，并适时启动修法。法律是由概念构成的，但法律没有必要对每个概念都作定义式概括。法律定义的失误，不仅会导致相关概念无法适应制度变革，制造法律适用上的分歧和障碍，也浪费了立法资源。     

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的述评

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是美国第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案件,该案体现了美国各州和民间力量通过公民诉讼方式促进政府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艰巨努力。该案从联邦上诉法院一审到联邦最高法院再审,始终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关于原告诉讼资格的争议更是人声鼎沸。在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中,原告仅以微弱优势胜诉。尽管关于原告胜诉的理由仍有颇多争议,但该案在明确温室气体属于《清洁空气法》的调整范围、拓展气候变化公民诉讼原告的诉讼资格以及确立公民诉讼可以促进政府采取减排行动等方面,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actionspublicaepopulares）源远流长,通常认为,它缘起于古代罗马法,是相对私益诉讼（actionspri—vatae）而言的。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了划分公法和私法的学说,认为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属于公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属于私法,诉讼也因此而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古罗马法学家认为,“公诉”是对有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是涉及国家和政府利益的诉讼;“私诉”是根据个人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审查,是涉及私人利害关系的诉讼。这种对法的划分方法即现今所指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产生后,到现代社会,其制度构成不断趋于完善。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对公益诉讼都非常重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     

法官为避免诉讼代理纠纷支招

个人和企业在涉足诉讼时，从法律的专业性以及时间、精力付出成本的角度考虑，往往会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律所作为受托方则会指定专门律师负责。如此，委托人和律师在审理委托案件的法庭上同坐一席，相互配合。但谁又会料到，有时走下法庭的代理律师和当事人竟也会翻脸，从而作为诉讼案件的对立方对簿公堂。     

群体案件的诉讼形式及其价值取向——以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为例

大庆联谊案是我国一个有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证券群体诉讼案件,对其诉讼形式、价值取向及其审理效果,理论与实务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诉讼形式有利于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群体案件的处理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院分拆案件、拖延诉讼等做法,影响了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助长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制假造假之风的蔓延。那么,我们究竟应当赞同哪一种观点呢?文章在对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以及我国其他群体案件诉讼形式和审理效果方面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