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现实困境与路径匡正

近年来,关于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呼声愈发高涨,针对实践中存在“办一个案子,垮一个厂子”的司法现象,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具有现实紧迫性。对完成合规计划、通过合规考验的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仅可以挽救企业,也可以避免社会震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导下,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在全国如火如荼铺开,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在法律衔接、合规适用对象、部门协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应通过完善法律供给、发展多元化适用对象、加强部门联动等路径予以匡正。     

合规的刑事政策起源论之否定——以中美刑事政策差异为切入

合规学者绕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借助灵活的刑事政策搭建合规的理论基底,将宽严相济解读为轻轻重重,并将轻轻重重解读为合规的前提,主张刑事政策是合规的泉源。这不仅是对中美刑事政策的误解,也是对合规起源的误读。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上差异显著,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也并非是合规的理论起点,故采用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的路径并不能论证起源论的合理性,合规并不起源于刑事政策。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三个基础问题

企业合规在中国的展开,呈现出与其起源地迥然不同的面貌,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合法性、责任分离、适用对象是其中3个基础性问题。企业刑事合规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但需要立法上的明确支持,立法的设计要为检察机关推行进一步重大改革试验留下足够的空间。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应明确分离,这是企业刑事合规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不应有重罪轻罪的限制;只能适用于企业,不能适用于个人;对企业规模不应有限制,但应侧重于大中型企业。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合规要贯彻“相称性原则”,区别对待。     

协商民主视阈下的经济协商

肇始于西方19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不仅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样可延及至经济领域,一方面在企业的管理领域和分配领域引入协商机制,另一方面大力创新工会工作,不断提高协商质量,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这是协商民主在经济领域有益的民主实践。     

论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北大核心CSSCI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显著:合力共筑了双层互动的国家政治决策模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提升民主党派建设水平、完善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自身运行的制度平台、创新发展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协同联动机制等对策能够进一步优化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改进空间。考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和各级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可以发现合规不起诉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一是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偏颇；二是合规不起诉中的合规考察期信息不透明、期限过短以及考察程序不一；三是合规考察程序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诸多问题背后是合规不起诉所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合规不起诉实践与现行规则的紧张关系；二是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基础薄弱；三是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偏差。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完善路径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修正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二是形成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共识；三是完善合规不起诉相关法律法规。     

健全协商规则 规范协商形式 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近年来,无锡市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协以及无锡市委关于政协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坚持把专门协商机构的职能、性质和定位突出出来,初步建立了政协全体会议协商、常委会专题议政、主席会议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政企协商座谈会、“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立法协商“十位一体”的政协协商格局,制定和实施了相关的工作规则,积极探索参与省政协远程协商,取得了良好成效。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下企业刑事合规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帮助企业走向世界、优化外部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其引进我国刑事法律中,可以发现此制度与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度很高。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支撑,对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过窄、考验期过短、未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等问题进行改进,可以完善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在预防企业犯罪、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基层协商民主:生成机制、成长之困和发展之道——以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为例

肇始于20世纪末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是中国基层践行协商民主的重要尝试,被学术界称为协商民主的"温岭模式"。其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温岭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治理新路径。温岭模式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面、宽领域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展现出了基层协商民主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但是,温岭模式在其成长道路上面临着协商主体之困、协商制度之困以及社会组织之困,制约着其发展。因此,需进一步探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消除制度障碍;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参与热情;坚持依法恳谈,维护协商秩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好实例、好范本——解读辜胜阻来武汉专题协商调研“城中村”改造案

撷取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到武汉做＂城中村＂改造工作的专题考察调研及协商座谈这一典型个案,基于中国特定的政治场境,按照协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的内涵及外延,＂解剖麻雀＂,从下列五个维度及路向作出自己的解读：一是这次协商的主体,即谁来协商,谁主导、谁组织、谁参与了这场协商;二是这次协商的平台和场域,即是在哪里开展协商的;三是这次协商的内容,即协商的主题是什么,协商了哪些＂重大问题＂或＂实际问题＂;四是这次协商的程序性规范,即是怎样有序展开协商活动的;五是这次协商的目的,即协商的质量和成效如何,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收获。     

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当前，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已成为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八大对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寄予乐观的期待。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多级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出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实践，这些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经验。同时，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协商民主的协商场域正在不断拓宽。工资集体协商的广泛推行就是协商场域拓宽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福建泉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尤其具有代表性。     

“协商+”:内涵、特质与实践要求

"协商+"是一种立体变革思维,是协商理念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渗透、融合与延伸,是依托协商平台为各领域的矛盾解决过程植入"协商DNA",最终构建全新民主生态的历史过程。     

论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及协商制度

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作用体现出协商民主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现阶段,我国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协商参与立法机制初探

协商参与是现代立法参与的新理念和新形式，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要求平等参与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必须进行理性对话、理性沟通和理性妥协。协商参与立法机制是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创新，能帮助完善我国当前的立法机制，还对我国的民主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重罪合规案件分案处理制度研究

当前,对于企业轻微犯罪案件适用“双不起诉”已成共识,但对于企业重大犯罪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仍存在争议。为了进一步扩大合规不起诉制度效果,避免出现“办理一个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的不良后果,一些检察机关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提出了“分案处理”的改革思路。但是,分案处理面临着违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基本原理、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失衡等现实困境。从司法实践来看,重大单位犯罪案件分案处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为走出重罪案件合规分案处理机制现实困境,应从理论层面予以创新和突破,重新建构单位与责任人分离模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和固定,以成文法形式规定合规从宽、不起诉的适用情形和条件,完善分案处理程序与规则;在司法实践方面于探索和落实,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积极推动重罪合规分案处理机制落地实施,巩固理论和实践成果。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合规及其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合规不仅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企业数据治理模式,而且还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企业数据合规的主要功能在于应对数据处理中的多维法律风险。构建企业数据合规体系,需要树立合法合规、告知同意、正当目的、最小必要等数据处理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企业在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使用、数据流转等环节的流程及其内容;设立数据合规专门机构并建立健全数据合规日常管理机制与风险应对机制。     

基于协商民主的工资集体协商程序完善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起实质作用的症结所在。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培育协商主体、充实协商内容、规范协商环节以及建立履约监督检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