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考究官员问责制度：误区与对策

“官员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对官员问责制度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把问责制度与引咎辞职相混同、与“打补丁”思想相混同、与“上问下责”相混同等。要通过规范权力授予机制,厘定官员问责的标准,建立监督机制,从而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这一举措自2003年启动以来,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法制建设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是现实中它还算是政策性,没有形成为一项制度,因而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为使官员问责走上制度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善制”,有必要对它进行完善。基于此,本文就从制度安排和伦理建构两个路径选择机制方面,对如何完善官员问责制进行一些论述。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从官员“变脸复出”看我国的行政问责制

当下，国内部分问责官员的“变脸”复出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必须在首先坚持解放思想的基本前提下辩证地看待这一“异常”现象，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和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同时，更要勇于与时俱进，立足从健全行政问责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程序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进而加快实现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透明化、普及化，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基层懒政何以持续: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反思

"懒政"现象一直是基层治理中难以根治的治理顽疾,并逐渐呈现出从主观意愿转向结构性问题的特点,集中表现在"懒政"现象的"新旧合流"及其互嵌运作中所体现的制度韧性。从组织学角度分析,在较高的问责压力下,基层政府客观能力不足与制度层面的激励缺陷相结合,使基层政府的"懒政"现象具有了局部合理性。这是造成"懒政"现象存在制度韧性的关键原因。从制度逻辑的角度分析,问责机制的"双重矛盾"支撑了局部合理性,从而构成了基层"懒政"现象的制度逻辑。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公民问责:概念建构、机制缺失和治理途径

公民问责是公民个人或公民集体主张或指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行动。公民问责是公民为主体的异体问责,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公民问责的发展,抑制了公民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法制、制度和机制:行政问责“三位一体”之再造

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三位一体之再造。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基于精准性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问责评估是对问责工作的一次“体检”,也是提高问责工作精准性的重要抓手。围绕问责工作开展的“投入-过程-结果”维度,将过程性评估和要素性评估相结合,从问责信息、问责制度、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结果等层面,构建一套以精准性为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进行赋值,增强问责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