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合理怀疑”的内涵

在“无辜不受定罪”的法律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的证明标准,是保障人权和现代法治社会提出的必然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排除合法怀疑”的内容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原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意见不一.本文简要论述一下“合理怀疑”( Reasonable Doubt)的内涵.     

英美证据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探析

无合理怀疑的证明一般被认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也即“排除合理怀疑”之规则。那么该规则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排除合理怀疑”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含义如何？该规则又是如何适用的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在本文中对“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英美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了探析。并进一步指出,该规则只有起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时,它才是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标准;当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时,其证明标准同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并无二致,即证明达到盖然性的优势程度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性回归——兼论疑罪认定和处理的规范化问题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及司法现状来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存在不合理性，应当探索更符合实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和设计方案，“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被现行证明标准理论所借鉴。在此基础上，对疑罪的认定和处理也将有所裨益。     

行政强制证据制度初探

行政强制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性事实和程序性事实。行政强制程序中,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承担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但并不排除社会公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权利和责任,也不排除社会公众协助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不能确定过高证明标准,强制性行政检查措施应当采用“有理由的相信”证明标准,应急性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确定“合理根据”证明标准。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性表述 ,但其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应否对其进行定义 ,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争论非常激烈。对其涵义的界定主要有七种方式。当前 ,排除合理怀疑在西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涵义过于抽象和模糊 ;二是司法实践中对其界定相互矛盾 ;三是缺乏可操作性。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2012 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论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

一、证明标准的层次１、证明标准层次的划分目前国内对于证明标准的层次的研究相对而言十分薄弱，而且主要是照搬国外的分法，最传统的观点是在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中只有一种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也就是绝对的“客观真实”。但是这种理论遭到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目前最主流的是“二分法”———证据优势和绝对真实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适用不同的标准。有的借鉴美国的“三分法”：证据优势、明晰可信和排除合理怀疑。台湾著名证据法学者李学灯构建了一种“四分法”：微弱心证（以下否定该主张）；盖然的…     

忻元龙绑架案: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高检指导性案例的个案研究

忻元龙绑架案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该案例涉及死刑案件的证据认定问题。本文在忻元龙绑架案的官方文本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据判断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同时又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考察内容之一。以上两者是总的证明标准和具体的证明规则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是确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重要指数。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高于普通案件,对此在法律上并无规定,而在理论上则存在争议。从死刑的严厉性以及死刑错判难纠的性质考虑,还是应当对死刑案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只有在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死刑的量刑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具有正当性。如果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则不应当判处留有余地的死缓。否则,就会造成死刑的冤假错案。忻元龙绑架案虽然存在个别疑点,但这些疑点是可以排除的,二审法院据此适用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并不妥当。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应当避免的是定罪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情况下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     

论刑事和解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刑事和解与刑事审判程序不同,它更加重视当事人双方自由选择的意愿,不能忽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这两个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在实践占主导地位的司法调解模式下的刑事和解作为审判前程序．由检察机关主持,包含加害方自愿认罪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两个阶段,蕴含着刑事和民事两种不同的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应当参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规则．明确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证明责任主体、分配规则以及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这有利于刑事和解顺利开展,达到案结事了。     

精神病辩护制度研究——基于美国精神病辩护制度的思考

由于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和控制能力,某些精神病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或无法控制,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在美国刑事审判中,精神病是无罪辩护的重要理由,判例法与刑事立法共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精神病辩护制度。在美国,精神病辩护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备受争议;精神病法律标准处于变化之中,各法域标准不一;精神病辩护的提出、审理程序、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裁定及专家证人的作用有其特点;因精神病而判无罪者的关押与释放形成了特定规则。我们可以借鉴其制度的某些合理因素,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精神病辩护制度。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考察

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材料是否应该被排除的问题,存在激烈冲突,尚无定论。应该正确理解刑事非法证据的概念,探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价值取向和意义,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行法理考察,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非法证据。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矛盾判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两种诉讼性质上的差异以及立法上的 不完善,使我国的刑附民程序在设计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应将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保证性质不同 的诉讼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进行。     

美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分析

美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独立于民事和刑事诉讼证据规则。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证据规则作出原则规定,联邦法院一系列判例丰富和发展了行政程序证据规则。行政官员裁决案件不受联邦证据规则约束,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约束,但须符合实质证据规则的要求,受案卷排他原则约束。行政程序中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证据都可接受。行政程序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采用"谁主张谁举证"。     

Videoconferencing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Legal and Empirical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videoconferencing to hold proceedings in criminal cases, including first appearances and arraignments. However, little systematic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bout the extent of its use, the proceedings for which it is used, how it is implemented, and, most importantly, whether videoconferencing affects the behavior or perceptions of participants in a way that violates a defendant's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legal and empirical issues raised by the use of videoconfer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and describe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could and, we argue, should, inform policy decisions concerning its use.     

我国刑事诉讼中意见证据规则适用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意见证据时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针对意见证据采用的“原则＋例外”的体例，使得例外的表述过于笼统。通过实证分析，并借鉴域外意见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文主张，只有建立在亲历感知基础上所作出的推断、评论或者猜测，才有可能被采纳为证据使用。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意见证据规则。     

论刑事和解事实观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刑事和解的事实观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的事实观,分为入案事实和出案事实。入案事实只要达到立案标准即可,出案事实定位为基本事实清楚为宜。同时,在刑事和解中也应当承认合意事实的存在。与刑事和解事实观相适应,关于破案和错案的观念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     

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及其法理学分析

所有刑事诉讼主体的诉讼功能之间的整体关系构成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经过法理整合的审判、控诉和辩护三种基本诉讼功能之间的关系的整体构成刑事诉讼基本的功能性结构。以刑事诉讼的功能性结构概念为基础建构的“三分圆”理论模型优越于“三角”理论模型,既可藉以对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作定性分析,又可藉以对刑事诉讼的结构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构模式的区别在于刑事审判程序中证据调查的功能性结构的不同,二者的划分严格讲来只适用于刑事审判程序。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不是两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