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

刑讯作为野蛮的“刑”与文明的“讯”结合而成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两千余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却又足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因此，不顾其存在的客观历史奈件而简单地对其功过一概否定或者肯定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沿革入手，就古代中国刑讯制度化、法律化的形成、原因、特点等诸多相关问题予以了阐述，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从而扬“讯”之长，避“刑”之短，以完善今天的证据制度。     

有关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几点思考

刑讯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制度，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章对其中的四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们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主流是积极的，许多审判都少不了它；刑讯制度与冤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是违法刑讯才导致了冤案；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在古代东方法中处于领先地位，也是最完备者；在本世纪初的法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开始禁用刑讯，但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又有多个方面。     

百年来我国刑讯废而不止的源头审视——以清末废除刑讯为视角

中国清末法律即废除了刑讯,然而,百年来刑讯事实上从未停止。对此,有必要就废除刑讯的背景、原因及不同文化引发的争论予以考察。尤其应对废除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收回治外法权,缺乏自身的理论支撑;只注意到刑讯现象的不科学,忽视了刑讯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只屈从列强模仿西方法制废除刑讯,而对中国废除刑讯制度的条件考虑不足;一味侧重对刑讯的废除,相应思想理念的更新不到位等问题予以反思,以期中国废除刑讯的法律与实际的吻合。     

略论我国古代的刑讯制度

刑讯逼供是使一个人遭受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口供。其之于人之精神与肉体的严酷摧残,是对生之自由的人之人格尊严的极端践踏。刑讯制度在我国古代十分盛行,本文仅就刑讯制度产生以及盛行的原因、刑讯的类型,以及统治者对于刑讯的态度作一浅析。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演变规律之研究

刑讯制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很长的历史道路 ,总体上可分为自愿刑讯时期、被动刑讯时期及形式上消亡时期。其中 ,被动刑讯时期最长 ,含奴隶社会末期及大部分的封建社会时期 ,具体又可分为西周确立、秦汉定型及唐宋完善等时段。中国刑讯制度的发展演变体现了世界规律性与中国本土性的综合。中国刑讯制度在历史上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 ,是渐进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唐律“拷囚”制度评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又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成熟与完善,本文力图从唐律中"拷囚"制度入手,评析唐代这一颇具特色的刑讯制度,以揭示出在刑讯这一古代司法制度领域中,唐律所体现出的成熟性。     

中国古今刑讯比较研究

古今刑讯本无可比性而言，但因多年来的种种误导，人们总是将现实中的刑讯现象与古代刑讯制度相联系，为正本清源，就二者的性质、目的，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法律责任等予以比较。     

刑讯逼供罪浅析

刑讯逼供是以造成受审人痛苦来逼取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古代称之为“屈打成招”,是旧中国几千年来一贯的野蛮司法制度。《汉书·路温舒传》就有“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说法。南北朝时,刑讯写进了法律,取得了合法地位。如北魏规定官吏审问犯人,可以打五十杖,以致“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杖下”。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代,刑讯盛极一时,来俊臣、周兴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刑讯酷吏。到了宋朝,在法律上对刑讯有所限制,如宋太祖时规定,对于要刑讯的案犯,必须呈报地方主审官批准,一般官员擅自拷问犯人的要治罪。明朝虽然在法     

法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以重视口供以及与此相关的刑讯逼供为其突出特征,其中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这与法家思想的理论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重刑主义思想为刑讯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刑讯与五听:“情实”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

五听一般倾向于通过被讯问者身体情态的自然流露获取查案的线索,刑讯则致力于将惩罚作为一种证明罪证事实之有无的直接手段,二者在追求"情实"的总体目标下获得了统一性,其背后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身体思维模式运作的结果。刑讯与五听渊源于原始初民社会的神裁法机制,在将巫术的神圣仪式与法律的裁判技术巧妙融合的过程中,讯问双方的身体与神意探知的"真相"达到了一种人神互渗、主客同构的原始思维的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构成了古代狱讼审断中,司法官吏实施刑讯和五听手段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的历史渊源。     

UNWCC Policy on the Prosecution of Torture 1943–1948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ursory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rture as a war crime and/or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While torture may at one time have been an accepted method of interrogation and punishment, matters change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ter presenting the approaches to torture common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s (UNWCC) internal debates on the crime, as well as it’s scrutiny of the national war crimes prosecution programmes of its members. As torture was, however, not at the core of UNWCC’s discussions, the author calls for furthe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legacy of the UNWCC, particularly in the records of national authorities which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secution of war crime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再论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缘起于国家对刑事诉讼的不当干预,要禁止刑讯逼供就应当规范控辩双方权力（利）行使的程序。对于控方主要从规范讯问时间、讯问地点、讯问规则等方面减少其权力行使的任意空间,对于辩方则应尽量减少其权利行使的障碍,此外,立法上的完善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条件。     

庭外供述笔录的非自愿性推定原则 --解决刑讯逼供问题的一种立法思路

刑事被告人的庭外供述笔录,也就是侦查人员在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获取的有罪供述笔录,由于讯问过程的秘密性、封闭性和天然强制性,因此应一律被推定为非自愿的言辞证据.除非检控方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自愿性,否则,庭外供述笔录应一律被推定为非法的和不可采的证据,刑事法庭既不得准许检控方在法庭上提出该类证据,更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经过这种证明责任倒置的技术性改革,侦查人员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问题就可以转化成为庭外供述笔录是否具有自愿性和可采性的程序问题.     

宋代众证定罪规则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宋代司法重视程序正义,在众证定罪之前,三次讯问之际,法司应向嫌犯出示书证、物证等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证据,传统众证定罪原则所强调的言词证据之间互相印证的既有模式因此发生变化。三问程序的创制,是古代言词证据规则的重要创新,实质上是对特殊人群免于刑讯特权的间接否定,即实施三问以后,嫌犯不再享有豁免掠治之特别关照。在三问前置、刑讯为辅的规则之下,宋代众证定罪证据规则经体系重构而实现自洽,对于改变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传统,构建各种证据相互印证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interrogation rul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legal theor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interrogation rules from the pre-Han to the reform era.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rules is doubtless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ay’s controversy in China’s legal reforms surrounding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during interrogation and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mperial social context which once morally legitimized judicial torture in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is very much alive even today. For future legal reforms in China, there are barriers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xt, which seem to be unconducive for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But, traditional native resources are also available to legal reformers to ensure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suspect subject to 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to eliminate police-coerced confessions.     

法治视野下我国刑事审讯程序的反思与改革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早已为现代国家所诟病。在我国,刑讯逼供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法治理念下审讯程序包含了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享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和审讯手段文明化、人道化等内容。我国应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现代法治国家设计的正当化审讯程序,这对于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价值。我国的审讯程序应当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方面逐步、渐进地予以改革。     

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古代封建法制的最高水平。唐代总结其前代王朝刑事证据之经验并有所创新,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了据证惟实、重视伦理权衡等证据原则,主要证据形式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勘验笔录,相应的取证方法主要有取得口供和证言的刑讯、获取实物证据的现场勘验和搜查,司法官员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综合审查和运用证据。     

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辩护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除了可以将有罪的实物证据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外,其他的证据都不能告诉;"两个基本"应当坚持,但要防止误读和滥用;只有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程度与刑讯逼供相当,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时,获取的供述才应予以排除;在规定的办案场所以外讯问和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行为属于违法,但所取得的供述依法不在排除之列;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没有违反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其符合逮捕条件,可以转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包括一切影响羁押条件成立的情况;纪委在查办案件中收集的证据,可以参照刑诉法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的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