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参与制度化的视角看我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完善——以价格听证会为例

听证会的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程度,使听证会制度在确保决策民主化方面的功能流于形式。建立听证会透明的协商机制与民主的沟通机制,是保证决策民主化及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前提。提高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扩大听证会的范围、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方向。     

阶梯电价不能一“试”了之

从7月1日起，随着居民阶梯电价开始在全国全面试行，本年度与民生利益最为密切的价格改革措施终于破冰。此次公共决策的最大特点是公众参与，根据“国家统一政策，各地分散决策”的原则，从5月至6月中旬，除西藏、新疆外，29个省市区先后召开了听证会，近千名听证参加人投身民主实践，其频次之密、参与之众创下历史纪录。     

阶梯电价不能一“试”了之

7月1日起．随着居民阶梯电价开始在全国全面试行，本年度与民生利益最为密切的价格改革措施终于破冰。此次公共决策的最大特点是公众参与，根据“国家统一政策，各地分散决策”的原则，从5月至6月中旬，除西藏、新疆外，29个省市区先后召开了听证会，近干名听证参加 人投身民主实践，其频次之密、参与之众创下历史纪录。     

程序公正方能听“正”

在听证会制度被引人中国之初，公众对此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这项制度，实现政府决策科学民主以及民众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美好愿望。然而，近几年来有关听证会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怪象，让民众不禁疑惑，听证会究竟是公众监督发言、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平台，还是有关部门糊弄民意的皮影戏。听证会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不断下降，民众参与的热情不断下降，甚至出现听证会无人报名的情况。     

公务员禁当听证会代表只是第一步

日前,《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须通过座谈会、公共媒体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的规定,还有一个细则:听证代表中,利害关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     

论听证制度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的完善

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力量。然而,当前的听证会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媒体和公众认为是"作秀",本文针对这一尴尬局面,对现行听证会的各种不足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完善听证制度的若干方案。     

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 以中国价格决策听证制度为个案的研究视角

<正>一、问题的提出近几年来,听证会制度的兴起,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符号。立法听证会、价格调整听证会、城市规划听证、环境影响评估听证等,已构成公共行政领域不断展开的实践。在公共决策体制改革过程中,听证会制度一度被人们视为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制度创新。     

评说速览

1听证会能否移至决策前端听证会为什么总开成涨价会?公众意见应该怎样被表达?随着近期各地针对自来水价格等公共事务的听证会的召开,听证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举行听证会的目的,在于倾听多方意见,以实现决策的科学、客观和公正,也就是兼听则明。但就实践来看,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我国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悖论及其克服——以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为借鉴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或论证制度的功能可以归纳为“理性增强”。这一功能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既能保障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又能防止和抑制专家角色错位和越位的机制。中立、公开和平衡的程序构造是防止专家知识滥用的主要机制,而“专家充权”则是促进决策体制框架中专家独立性和话语权的途径。在构造合理的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充实专家和公众的参与权、话语权,打破政府在决策体制中的“知识-权力”垄断性结构。     

为人民搭建公开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从人大、民意的角度透视和思考我国实施听证会制度

听证会制度，这一起源于英美，由西方民主政治衍生出来的“舶来品”，在我国从1993年的听证雏形。到1996年听证制度的确立，再到1998年被引入行政决策领域，2003年进入我国立法领域，听证会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研究之三：依法分类指导

指导中央企业完善“三重一大”制度是一项带有全局性、探索性的重要工作。指导中央企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要把握好完善企业集体决策制度和保障企业自主决策的度，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准确把握国有企业决策管理的共同要求，指导企业按照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党组织参与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全方位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同时，要注意准确把握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实行依法分类指导。     

政府多部门决策协调的研究述评

目标和价值的多元化加剧了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困境,从而导致一系列决策问题。政府科层结构衍生的协调机制和制度安排调节了部门间自主性与相互依赖性之间的张力,为它们达成决策共识创造出新的结构条件。然而,理解多部门决策协调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内生的政治动力和微观过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发现,决策协调过程存在“兄弟”不平等现象,即部分政府部门可以利用信息、知识、职能配置和关系网络等资源来实现权威的“再生产”,进而获得更高决策影响力。非对称的权力和权威关系体现了政府部门间动态的行为结果。它涵盖了政府部门在不同决策情境如何通过“零”协调、说服、讨价还价和联盟建设等行为方式促成决策目标或手段的共识。有别于纯粹的竞争和合作定势,权威的“再生产”指向政府部门决策协调行为的一般性特征。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完善研究

行政听证制度是在为了实现公正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规范决策和高效决策目标的探索过程中的成果。该制度在实践中并被证明是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性、程序性制度设计。本文在分析行政听证制度本土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强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探讨中国行政听证制度改革的思路。     

严把五关防范集体决策风险

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是国有企业加强班子建设,规范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促进廉洁从业,保证企业健—豪发展的需要。从近年来推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实践看,“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在国有企业已经得到较好执行和落实,但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如有的制度制定比较随意,导致“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内容界线不清、决策程序和规则不够合理,甚至跟企业实际不相符合,难以执行;有的没有根据企业实际确定本企业“三重一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或流于形式;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专家、利益集团与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制度在行政决策中方兴未艾,而专家咨询机制也愈显重要。在公共参与背景下,公众与专家的角色定位及功能作用亟需反思。纷繁复杂的公共参与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专家咨询制度的定位、功能与运行。美国专家咨询制度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提供了借鉴。法治化、型式化、竞争化、公开化是完善我国专家咨询制度的应有取向。     

政府决策的制度--心理机制：一个理论框架

研究中国政府决策机制的真实过程，是理解中国现象或中国模式的必要方面。鉴于该问题具有突出的中国制度-社会-文化情境性，适合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策略和“问题中心”的方法进行。基于现代社会人在制度-心理张力下生存的基本事实，制度-心理视野下的决策过程分析是必要的。理论分析显示．政府决策的相关因素为公共问题及锚定、决策的制度框架和决策程序制度、以第一决策人为核心的直接决策者及群体，决策相关意见方。由于中国政府的党政结构和实际存在的领导中心模式，中国政府决策表现出领导中心模式的现实规则，即某一层级政府或部门的第一领导人对于公共问题的锚定、决策程序，方案选择有根本作用。这样的决策模式表现出制度一人双重效应，第一决策者锚定效应，自上而下的聚合论证，决策制度约束层次递减，决策模式的稳定性等特征。领导中心决策模式是国家利益取向的，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决策效用能够最大化。然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一模式遇到愿景和利益取向分化的挑战。文章提出了决策模式分层化和两种途径的决策完善方式：分层即中央和大区域政府仍可采用领导中心模式，而基层政府应采用分中心决策模式。两种途径为基于人性的领导人愿景培育和权力分解制度设想。     

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规范分析与实体边界

公共机构适用算法进行决策对国家治理能力有明显赋能，但可能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带来新的挑战。既有的算法规制多侧重正当程序的控制，缺乏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实体边界。尽管各国对算法技术应用于公共决策的实体边界尚未有相对一致的规范，但传统法律保留原则仍可成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法律保留确定了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时“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关系模式，也科以立法者在政府效能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具体权衡义务。基本权利保障、风险的可控性、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作为禁区以及算法类型和所涉数据等都应成为法律可否例外授权的考虑因素。有效的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作为有助于划定决策边界的预防性手段，同样可在源头处补强算法纳入公共决策的民主性和可问责性。     

湘钢：构建廉洁从业氛围 促进管理效能提升

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职务消费制度、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承诺制度、领导班子决策制度、党委班子成员内部监督制度等。通过加强对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加大考核力度，形成高压态势，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滋生，为廉洁从业提供了纪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