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运用量刑证据 有效开展量刑控辩

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正式实施,从实体法上对审判机关适用实体法进行指导,实现量刑规范的实体正义。2012年3月修改的新刑诉法把量刑控辩程序纳入审判程序,明确规定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使量刑规范实现了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正义。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样要求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才可使用的规定,从立法层面上对公诉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了公诉工作定罪与量刑方面的双重职责,这就要求公诉机关审查办理案件过程中摒弃以往工作中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既要重视定罪证据,又要重视量刑证据;同时也强调了辩护方对量刑证据的调取、答辩职责。显然,充分有效的量刑证据支持对开展量刑控辩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本文在量刑控辩程序的立法意义之下,指出在目前的控辩程序环节中,控辩双方在收集、运用量刑证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策,以期对量刑证据工作改革尽绵薄之力。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论如何做好新时期量刑建议工作

量刑建议从进行试点工作起就引起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在量刑公正迫切的要求下，检察系统、法院系统也推动并实行了量刑改革，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量刑建议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我国现实的刑事诉讼构造下，发挥好量刑建议工作的作用，是实务部门直接面时的问题。本文将探讨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指出量刑建议的本土化困难，在此基础上讨论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探讨量刑建议制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贯彻落实，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时新时期如何做好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程序遏制

“法以正义为本”,诉讼的核心价值是公正。从完整意义上讲,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实体公正指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罚当其罪;程序公正则要求在查明事实、决定惩罚过程中必须公正地对待受罚者。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从刑事诉讼的实践看,无论立案、侦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律师的应对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几年来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量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审判实践中进行了较为有益的改革和探索。目前已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支撑此项改革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律师作为刑事案件不可缺少的角色,要积极应对改革的新挑战,要全面领会最高法院两个试行文件精神和内容,总结整理刑法中涉及量刑情节的主要内容,细化所办案件的量刑内容,在量刑辩护过程中要针对量刑情节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出具量刑建议书,积极参加听证程序、诉辩协商程序,履行释法责任,为量刑实体规范和量刑程序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律师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支柱力量

2010年10月起，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在全国法院系统全面铺开，《人民法院量刑意见（试行）》与“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自10月1日起正式试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细致的实体规范和可操作的量刑程序，法官对刑罚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宽泛，得不到有效的规范和引导。量刑程序中被告人律师辩护率普遍偏低，使得量刑中的控辩失衡已经成为制约量刑规范化改革正常进行和刑事司法深入开展的瓶颈问题。保障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     

量刑监督制度构建:程序、实体同步推进

受观念、立法、司法实践等多重因素影响,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一个薄弱环节,因而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推进量刑监督制度的构建:实体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统一发布量刑标准,作为法院量刑和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统一适用的依据;应深化量刑方法改革,完善量刑情节适用,进一步规范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程序上,新刑事诉讼法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了量刑的内容,量刑程序相关的配套制度应及时跟进。     

规制量刑权的路径探析

量刑权属于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地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提高司法信度和效度。     

我国公正量刑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量刑公正，我国制定了量刑指导意见、量刑程序指导意见，通过统一细化常见犯罪的法定刑幅度、量化常见量刑情节、统一量刑方法，从实体、程序和量刑技术等层面保障量刑的公正。上述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量刑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但同时也凸显了在保障公正量刑方面观念上存在认识误区、制度设计方面存在偏差和缺失。我国应从观念、量刑制度和量刑技术等几个层面着手完善公正量刑保障机制。     

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管见

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在公诉刑事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请求的一种制度。200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前者从实体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刑法中的许多富有弹性的量刑情节．后者则从程序上确立法庭审理过程中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的相对分立，     

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实践与思考

一、引言 与从实体上规范自由裁量权一样.从程序上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亦是量刑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实体与程序缺少任何一项,就量刑规范化改革而言是不彻底、不完整的.对此,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牵头单位,最高法院无论是在调研论证初期,还是在此后的试点及如今正式试行时,均将量刑程序文本与实体文本同步推进.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研究——以刑事实体控制为视角

在赋予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对之予以控制,这已经成为共识。为达致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与衡平,很有必要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从实体控制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探究。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实体控制包括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中的控制两个方面。在认定事实中的控制上,主要涉及的是自由心证和刑事推定的问题;法律适用中的控制则可以从定罪及量刑两个层面进行把握。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建议

近年来，量刑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央司法改革项目中明确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实现量刑过程的公正和量刑结果的公正．规范法官裁量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告人的参与权成为重要的课题。本专题从理论探析到样本实证分析，从量刑建议的完善到量刑辩论改革．从实体问题分析到程序完善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探寻进一步完善量刑规划化理论，统一量刑标准，规范量刑程序，保障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

从宽处理,是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的法律术语。从宽处理的依据,包括既有法律规定和准立法性质的特别规定。作为实体从宽依据的量刑规则,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外,主要是具有事实约束力的地方量刑细则或地方特别细化规则。认罪的成立,以"如实供述"不影响司法机关的定罪量刑判断为基本标准,"认事服判"成立最狭义的认罪。宣告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应作为控辩协商的内容,并适当提高适用率。狭义的认罚,不必获得过多的量刑减让,甚至不必单独给予量刑减让;广义的认罚,由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民事赔偿和解构成,具有实现案结事了的功能,对从简程序的适用和从宽幅度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从四个维度审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时代性

指导全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自2010年10月1日起已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这标志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已进入全面试行阶段.作为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     

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简称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问题。自2010年10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由部分法院试点正式走向全面推广适用的阶段。在此项改革全面试行将满一周年之际,本期特别策划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专题,深度关注量刑规范化改革动态,以期有力促进改革成果的正确理解和有效实施,从而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服务审判、指导实践的作用。基于此,本刊特邀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成员、刑三庭陈学勇审判长和项目组成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李玉萍研究员撰写专门文章,围绕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澄清模糊认识,明确改革思路,促进量刑公正。现呈上陈学勇审判长撰写的量刑方法的理解与适用、李玉萍研究员撰写的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生龙副院长等同志撰写的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方式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量刑公正之程序进路

作为刑事审判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量刑公正在实践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对此,从实体上限制个罪的量刑幅度的实体进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的局限。而量刑公正的程序进路,对于实现量刑公正的目标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在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载体和量刑公正程序进路的核心两方面共同着力,在促使量刑阶段相对独立化的同时,使量刑程序正当化,以达致量刑公正的目标。     

论量刑程序的法律监督

量刑改革取得成效,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改革成果并发展完善了量刑程序。但是,量刑改革中检察职能作用过于被动,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量刑检察监督程序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亟待修订司法解释,建立、完善检察监督程序和相关配套机制。当前,检察机关需要在观念、制度和运作三个层面予以加强,保障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行使的前提下,努力推进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保各诉讼主体有效参与量刑程序,促使量刑的公开、公正和均衡。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的正当性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可行性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制度条件，而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审理的主要环节，将定罪与量刑活动相对分离。在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应当注意处理好量刑建议与量刑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量刑的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途径

量刑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量刑的事实判断以犯罪的主客观事实为基础,量刑的价值判断体现国家和社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特殊需要。《刑法》第61条规定的是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根据,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缺漏。量刑的价值判断与规范判断并不相同。影响量刑的非规范性价值评价因素主要包括:情势变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犯罪人的家庭、生活状况等。公正量刑的途径在于: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适时调整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程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