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理论界的分歧很大。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符合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中积极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操作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     

侦查监督环节中的刑事和解制度

在侦查监督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恢复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提高诉讼效率。应根据侦查监督环节中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使用条件、具体程序完善这一制度,以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与高效。     

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实证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刑事和解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能一体化地解决传统刑事诉讼所忽视的修复社会关系、赔偿被害人损失、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和提高诉讼效率等问题.然而,当前刑事和解适用规模较小,司法适用上存在被告人适用程序不平等、赔偿数额不够合理、和解趋于形式化、公众误解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在准确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实践探索,不断优化制度,保障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平等享有刑事和解的权力,有条件地制止漫天要价行为,构建起当事人真诚沟通、谅解的平台,并厘清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的误解.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认罪认罚从宽背景

以认罪认罚试点H市Z区检察院办理的近三年刑事和解案件为样本考察发现,尽管刑事和解已入法多年,但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存在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不完善,适用范围受限,赔偿标准不统一,和解方式单一,和解协议审查不到位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确适用,应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对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影响,体系化地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造和衔接,做好刑事诉讼修改后的操作指引与配套措施。     

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一种新生的纠纷处理方式,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于警察权力的担忧,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从立法的层面上规定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且与当下提高侦查效率、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诉讼权利辨析

关于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诉讼权利,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影响了刑事和解诉讼价值的发挥.应依托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合理界定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诉讼权利.在自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处分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应有权对加害人的量刑提出建议.厘清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有助于保证刑事和解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究竟应不应该适用刑事和解以及如何适用,都需要综合各种状况从长计议。在法治社会中,刑事和解在公诉阶段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有利于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有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诉讼效率。它有可能成为后法治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常态,刑事和解的推进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实务上的经验摸索。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刑法文化解释

司法实践中对于轻罪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对于重罪案件能否进行刑事和解,则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必要对重罪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进行本土文化的考察。我国古代社会严格禁止重罪案件刑事和解,民众的报复思想较重,这决定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较难在我国开展。但是,在我国当前犯罪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开展重罪刑事和解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不必然导致＂以钱买刑＂。世界各国刑事和解的实践也表明,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正在逐步展开。     

论刑事和解在暴力犯罪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刑事和解在暴力型犯罪案件的适用问题却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主要是受传统的社会心理习惯的影响,同时民众对司法公正缺乏信任感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可否认,刑事和解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产生于两个社会背景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即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与三个传统有关。在英、法、德等国已存在制度化的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与社区调解有着显著区别,其程序过程包括案件的提出与受理阶段、和解准备阶段、和解阶段及后续阶段。     

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的构建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特殊程序一章中,首次确立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制度在立法上获得了确认。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权运行的重要载体。基于对该阶段检察机关作用的实践考察,刑事和解实践模式可分为检察机关参与模式和主导模式。通过对这两种实践模式的理论分析,指出未来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当以能动监督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论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以中美死刑比较为视角

美国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诸多成功实践可资借鉴。在我国,刑事和解可以成为裁量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参考因素。应当适当延长死刑案件的诉讼期间,以利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应当允许死缓执行过程中的刑事和解。     

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思考——以新刑诉的实施为背景

轻伤害案件是一种多发性刑事案件类型,但轻伤害的特殊属性使得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方式呈现多样性,即和解贯穿于自诉与公诉的过程之中。刑事和解作为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一种新生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践多年,新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程序进行单独规定,是对轻伤害案件和解的实践总结。但此规定是否完善,值得探讨。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简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在我国都处于起步阶段.要使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启动条件、和解主体、和解内容、对被害人的赔偿、刑事和解的确认及效力等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评析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该松紧有度。从以往各地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经验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采取了谨慎保守的立法态度，诸多限制条件存在不恰当之处，不利于实现刑事和解价值最大化，因此，立法应该不断拓宽和完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