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行政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探讨——以渭河流域为例

跨界水污染纠纷关系到不同行政辖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地区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因此,治理跨界水污染必须将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利益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一要构建民主而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完善科层型的流域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二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流域地方政府间对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三要利用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政策消除流域内部环境占用的不平等性,从而调解流域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公共治理就是以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多种方式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和消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以公共治理的方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应着力在四个层面努力,即制度与社会之间、社会中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公民之间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治理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宪政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强化和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必须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以及以善治理念促进合作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构建

"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合作互惠为逻辑起点,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合力以构建"双创"服务资源共享机制。"双创"服务资源共享要确立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受益,坚持理性化、法治化理念以及文化自信、多方共赢、协同发展与效益均衡的原则,遵循价值、理论、现实与程序等四大逻辑以提升软实力。基于共建共享、互动回应,打造"双创"服务开放型、专业型、绿色型、协调型的资源共享平台以筑牢硬实力。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实现服务、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共享,构建新时代政府"双创"服务资源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     

从“公地悲剧”看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基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的思考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适应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但"公地悲剧"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文章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家解决"公地悲剧"问题对策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理论的分析,提出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根本在于推进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包括在宏观层面上,弘扬区域政治协同发展理念,完善和健全区域组织机构;在中观层面上,创新区域地方政府间政治协调机制、合作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鼓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一个关于“治理”的文本分析框架

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     

区域合作中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利益冲突与协调,始终是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的主题。地方利益冲突的治理模式,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与治理机制等内容。根据国内外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模式归纳为科层制、市场机制、社群治理以及网络治理等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均有其优缺点,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制度空间,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绩效各异。中国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协调,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层制模式。针对当前区域利益治理模式的存在问题,需要在区域治理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构建"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契约化运行机制、信任保障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治理的精细化保障机制,即是理性有序有效应对"生人社会"产生的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的对策性抓手。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