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中博弈原理探析

博弈论是一门研究理性决策者相互作用的新兴理论，它正融入到社会科学体系的各个分支中去，为各门社会科学所应用。侦查讯问中的侦讯双方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博弈论研究可以从侦查讯问的本质入手，分析讯问的博弈性以及运用讯问策略的博弈论根据。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反思及重构

侦查讯问制度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调整对象。我国现阶段的侦查活动,极为强调口供的作用,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视作侦查破案最直接、最经济、也是最重要的手段。过分倚重口供的结果,导致侦查实践中不择手段获取口供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反思,并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从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侦查讯问语言艺术

讯问犯罪嫌疑人主要通过语言，它是侦查讯问过程的主要载体。在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何，直接影响讯问的效果。侦查人员提高运用讯问语言艺术的自觉性，并运用讯问语言艺术促使讯问活动顺利进行，是提高讯问水平的重要方面。因此，运用讯问语言艺术的水平高低，在讯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刍议前景理论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

前景理论是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该理论主要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决策的心理过程。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实质上就是在不确定条件下所作出的一个决策,因而前景理论可以运用于侦查讯问之中。把前景理论中人是有限理性的假设运用于侦查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假设,把前景理论的基本原理如确定效应、损失规避、参照依赖等运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心理分析;前景理论对侦查讯问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由于前景理论的局限性,它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预先型”讯问模式下的催眠术应用

公共危机下的讯问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成败。在公共危机下讯问成效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博弈中,我们必须在法治背景下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途径,以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要求。本文就力图进行这样一种尝试,通过采取催眠技术这种科学辅助手段来解决公共危机下讯问工作面临的困境。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之思考——以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为借鉴

近年发现的一系列冤案错案,无不与刑讯逼供、非法证据被采信直接相关联。要避免或者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可以借鉴我国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在侦查阶段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归案后的侦查讯问制度,如讯问之时间限制制度、辩护人在场制度、不得自证其罪制度等,完善特殊讯问对象之规定制度、录音录像制度、讯问主体之告知制度。     

侦查讯问的系统形态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侦查讯问在讯问主体、讯问时间、讯问地点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补充和调整。关于侦查讯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具体问题或者某一方面问题上多几分"点"和"线"的劳作,由于缺乏一种体系性研究思路,而少了几分"面"的耕耘。在侦查讯问研究中引入系统论的方法能够解决研究体系性不强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侦查讯问本身就是一个侦查措施系统,其系统形态表现为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侦查讯问的静态系统包括侦查讯问程序和侦查讯问步骤,侦查讯问的动态系统则包括对质规则、录音录像规则和口供任意性规则。     

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心理感受实证研究

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后的心理感受是犯罪嫌疑人讯问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后的心理感受既有助于进一步固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防止翻供,又有助于确保犯罪嫌疑人真正认罪悔罪,坦然接受法律的惩罚和改造。对430名在押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后心理感受的调查结果表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后主要有20方面的心理感受,它们大部分属于"感到获得了精神解脱"、"对自己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十分后悔"等积极的心理感受,但也有部分属于"害怕法律惩罚"、"心理压力大"、"后悔自己供述犯罪"等消极的心理感受,此种心理感受的存在有导致犯罪嫌疑人翻供和抗拒法律惩罚改造的风险。     

中国警察讯问话语的过程控制研究

成功的讯问离不开警察的问语控制。基于聂丹的"话语过程控制论",构建"讯问话语过程控制分析模型",分析侦查讯问问语过程控制的种类与语言实现方式,对先发控制与后发控制、顺向控制与反向控制在讯问语料中的使用特点进行控制研究。讯问的过程就是先发控制与后发控制、反向控制与顺向控制交织并存的动态过程。讯问话语的过程控制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法律语言学的适用范畴,体现了语言学理论对解决警务实际问题的指导性,可为警察在讯问实践中实施问语过程控制提供参考和帮助。     

试论模糊言语的讯问效应

本文通过形形色色的案件材料 ,论述了模糊言语在审讯中的进攻、感化、防御三方面的效应。进攻效应体现在利用模糊言语一方面可以加大犯罪嫌疑人判断失误的几率 ,加快犯罪嫌疑人思维错觉的速度 ,另一方面还可以摧垮犯罪嫌疑人的精神支柱 ,消减其对抗意志 ,迫使犯罪嫌疑人在强烈的讯问态势下如实交代罪行 ;感化效应体现在利用模糊言语一方面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对立情绪 ,协调讯问双方的关系 ,以保持正常的心理接触及信息交流 ,另一方面还可以减轻犯罪嫌疑人心理压力 ,消除恐惧 ,增强其改过自新争取光明前途的信心 ;防御效应体现在巧妙地运用模糊言语应答 ,一方面可以防御犯罪嫌疑人的反攻、试探 ,另一方面还可以变防御为进攻 ,达到讯问目的。审讯中 ,这三方面效应或单独或配合发挥作用 ,是尽快实现侦查破案的有力手段之一。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谈讯问笔录的制作技巧

讯问笔录是确定案件性质和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根据,讯问笔录制作质量直接关系到办案质量。要确保制作出高质量的讯问笔录,必须在熟练掌握讯问笔录格式的前提之下,密切与公安实践相联系,做到以下几点：要全面熟悉案情,做好充分准备;要繁简得当,抓住重点;要清楚全面地记载供述;记录问话要合适,语意要明确,词句要通顺连贯。     

论共情技术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并规定了一系列的相关制度来保障此原则的顺利实现,同时也对侦查讯问人员的审讯水平和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法治条件下,正确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更加有效地打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障碍,确保其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是关系侦查讯问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侦查讯问中缺乏共情的原因主要有:参照标准的误选、角色定位不准、先入为主、回应不恰当。侦查人员在讯问活动中应该适时适度地运用共情技术,具体的实施要点主要有:视域融合、价值中立、因人因事而异、把握阶段性和层次性、把握时机和限度、角色转换自如、针对性与完整性并重、善用躯体语言、及时检验和修正。     

侦查讯问之制度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诸多的理论研究显示出各界对侦查讯问工作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以侦查讯问工作的制度性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刑事诉讼对侦查讯问的价值定位,以及现行的诉讼证明模式和侦查政策等制度性问题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并从这些制度性问题的内在基础出发,阐述了侦查讯问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诸多问题。     

论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

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包括知悉权、随时咨询权、在场权以及救济权,其中救济权是落实和保障律师帮助权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规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需要通过修法予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急迫的是建立侵犯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非法供述排除机制,使该权利刚性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讯问阶段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权利的实现。     

论侦讯欺骗的法律规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以欺骗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但在司法实践中,为达成侦查讯问的目的而选用欺骗性策略实施讯问通常又是必要的。对通过侦讯欺骗所获供述进行认定和排除的标准,从我国最初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到该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立法者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就使得侦查人员在实践中在选用讯问策略时,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司法困境。因此,必须直面欺骗性策略的固有风险和实践必要性,从立法层面对侦讯欺骗进行合理规制,以有利于使讯问的效率和对讯问的制约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犯罪嫌疑人的受暗示性研究

侦查讯问人员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受暗示性特点制定合理的暗示讯问策略.国内关于犯罪嫌疑人受暗示性的研究不多.本文主要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运用EPQ人格测试软件和重量暗示工具,对150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暗示实验,研究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对其受暗示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犯罪嫌疑人受暗示性的强弱受其年龄、性别、性格和情绪稳定性的影响.     

贿赂犯罪侦查讯问方法及对策

贿赂案件中行贿人一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行贿行为是秘密的、不为第三方知晓的，另一方的受贿人具有一定职务、社会地位，明知受贿行为是违规、违纪，甚至是违法的，而依然为之，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手段也是狡诈、隐蔽的。在侦破实践中，受贿案件大多立案率大幅高于有罪判决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案件进入起诉或审判环节后，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相应证据固定不好，就会使案件滑坡。如何提高讯问成功率，固定讯问信息成果便成为关键。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     

论口供的审查与规制——以错案预防为视角

刑事错案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一些错案仅凭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就轻易定案,导致非法取供及“重庭前供述、轻庭审翻供”现象时有发生,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僵化。为减少错案发生,可从口供的获取与审查方面予以规制,强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构建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内外合力监督取供行为。同时,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助力法官全面审查庭审翻供行为,细化证据印证规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庭审实质化,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