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正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首要步骤。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科学化的路径思考——以温岭市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革过程中,社会矛盾趋于频繁、对抗冲突增强、处理难度加大,直接考量着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如何适应新形势,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和谐稳定,已成为政府社会管理必须面对的一项紧迫任务.结合剖析温岭社会管理成效,探讨政府社会管理的理念、方式、机制等创新途径设想,以提升政府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简政放权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我国社会治理工具发展的基本取向

人类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按照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系列:自愿性工具、调适性工具、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人们选择社会治理工具的深层逻辑,在于社会治理模式影响和决定社会治理工具,即政府管制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引导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为主,公民自治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以选择自愿性、调适性工具为主,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治理模式条件下的社会治理需要在政府管制工具和公民自愿工具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也是一种混合治理模式。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会矛盾凸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很大等因素的制约,恐怕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仍然要扮演主要角色,而非政府组织则只能居于配属地位,在现实社会治理中我们只能选择政府主导下的公民参与模式。面向未来,中国社会治理一定要向公民自治方向发展,这必然使我国的社会治理工具面临创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创新社会治理工具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工具的承担主体。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再造"

"现代国家"构建的视阈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产生是国家向农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历史性的需要,而现实中农村基层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则来自于乡村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能力问题的乡镇政府必须通过革命性变革的政府"再造"完成从"汲取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变和功能的转换。而政府"再造"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财政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民意表达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短缺或不足,因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广西为例

经过系统调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广西的社会治理创新在群众利益维护创新机制、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创新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创新机制、公共安全创新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创新机制、公共服务创新机制和群众团体、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主体创新、治理机制创新和治理手段创新四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县级政府能力的构成和评估

县级政府是具体治理一个县的广义政府,它能力的状况与县域社会密切相关;县级政府能力由规划发展、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规制、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协调、社会控制等方面的能力构成;为了准确说明县级政府能力,必须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估。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论党委领导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党委领导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前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形势下,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作用,正确认识党委领导所面临的三方面挑战.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党委领导社会治理的根基,通过服务型政党建设创新党委领导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治理理论在三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以社会治理为例,指出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三大现实误区: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对策。     

基于产城融合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初探——以珠海市金湾区为例

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以珠海市金湾区为例,分析城镇化产生的系列社会治理问题,探索基于产城融合的社会治理创新路径,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力图破解城乡结合类区域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共性问题。     

政府行为在"三农"问题上的新思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其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既是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现实的原因.对农民收入的形成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政府行为失当和不规范是影响农民收入进而形成"三农"问题的第一要因.要想彻底破解"三农"问题,政府应当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彻底进行制度创新,构建新的治理结构,作出新的行为选择,以创新的思路,扎实的措施,制定出合理有效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机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