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在理论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推动形成其生成逻辑。从可行性来看,数字化转型的“用户中心”和“创新”特征能够与营商环境的建设理念相融合;从必要性来看,优化营商环境所需的合作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实现越来越有赖于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权功能和对政府的赋能功能。在实践中,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应当坚持法治化原则,以法律规则的价值理性调和技术规则的工具理性,并彰显转型的理念与方法;应当服务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固有目标,促进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应当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为重心,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的服务质量和监管效能。     

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治化是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价值取向,从行为合法、地位平等、角色正当、政策规范、沟通顺畅、合作融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政企关系视域下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国内10个企业状告政府的法律案例进行观测。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政企关系法治化程度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速度加快,但仍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从权力运行、平等保护、治理能力、政策执行、政企沟通、风险共担等方面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式。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要求准确厘定评估对象的边界,全面贯彻法治化的目标导向,提供具有纵向稳定性和全国适用性的统一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总指标从整体上锚定了指标体系的考察向度和价值取向;将目标层下位的系统层考察面向优化为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生态环境、软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根据系统层一级指标的内涵将其分解为11个二级指标(因素层),再进一步分解后最终形成28个三级指标(指标层)。法治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搭建完成后,要通过试评估活动检验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开展全国性评估提供必要准备。     

营商环境评价实践的多维效应分析

随着营商环境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营商环境评价实践逐渐突破对营商环境自身的展示、引领、督促功能,在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外交领域形成巨大影响力。当前,对于如何深刻地了解评价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及产生的效应,还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营商环境评价活动进行深度检视后发现,营商环境评价能在政府、市场、区域、开放四个维度产生多元正向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如影响决策者政策偏好、增加改革试验成本、强化区域“马太效应”等方面的“负产出”。因此,将来应从价值取向选择、突出项目特色、方法论研究、平衡技术性操作与制度性改革等方面着力,对各类营商环境评价实践进行优化。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法治和营商环境的关系,强调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并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法治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也是最根本和最稳定的保障。将优化营商环境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对于当前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统—总—分”政策结构下政策试点的机制与功能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党中央“统”、中央政府“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的“统—总—分”政策结构对政策试点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这种独特的政策结构来自于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决定了政策试点的方向和过程。以“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为例,由面到点的“传导—试点”机制是结构性前提,以点带面的“试点—推广”机制是目标化路径,由此达到建成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制度创新成果、作出重要示范的目标。其现实功能是:符合政策创新与扩散的一般规律;体现央地互动型国家治理新模式的特征;有利于促进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黑龙江省“放管服”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研究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当前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偏差,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一放了之"、放"的含金量、协同度不高,服务理念和方式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以黑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投资热情和发展活力,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从传统营商环境走向“数智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营商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增量空间减小、各类数据难联通、营商政策供需匹配难度大、评价方式存在局限等诸多困境。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为破解传统营商环境的困境，进而实现数智化变革创造了条件。“数智化”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数智化集成。其主要特征包括：数字技术深度赋能营商环境，大幅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空间；数字资源高度整合，“信息孤岛”连成“数字大陆”；数据价值充分挖掘，精准满足市场主体营商政策需求；全景式无感监测普及应用，营商环境评价方式实现颠覆式创新。“数智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战略认知、技术基础、平台构建、组织建设、法制保障、开放交流等多个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数智化水平。     

推动律师行业发展 优化营商公共法律服务环境 ——以推动天津市东丽区律师行业发展为例

正营商环境是包括众多因素、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的复杂综合体。其中加强公共法律服务环境建设,既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体现。而以律师事务所为代表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端最为重要的服务力量。本文以地处津滨发展主轴的天津市东丽区为例,尝试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下,阐述促进律师行业发展对提高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的意见建议。     

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脱节”现象的反思

我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层出不穷,但在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发展中存在着“脱节”现象,如何认识和解释此种现象成为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通过转型社会中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现状分析,发现产生“脱节”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社区治理理论和模式研究中存在“形式主义”风险;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合理无知”的公众参与现象;社区治理研究的时空适合性对实践存在着制约作用;社区治理研究的替代价值和存在价值的取向变化,以及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实践”也影响“脱节”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可能,并对当前社区治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推进。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十九大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任务与对策

国际竞争加剧、国内竞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建设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即:持续简政放权、打造国际化市场环境,加强监管创新、打造法治化竞争环境,优化政府服务、打造便利化公共环境。     

治民·治政·治党--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解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政治发展却鲜为世人所乐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改革还在探索之中,政治发展思路还需要有一个逐步清晰和明确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评价历来有所不同。在一般的政治研究中,建立在西方经验模式的基础上,民主化被认为是判断政治发展的主要标准。本文认为,仅仅用“民主”指标来衡量中国政治发展有失公允,而“治理”理论却可能为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在“治理”概念下,“治民”、“治政”和“治党”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日渐清晰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路。     

新农村民主治理理论建构的社会资本视角

农村民主治理的不可逆性已被充分认识,国家也在相关法律上为其提供了应然价值目标的制度预设,但制度路径依赖的发展与外生性嵌入式民主治理模式并非一致,建构农村民主治理的合理化路径应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的“场”因素或“舞台性”因素。     

不平衡与协同优化：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研究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权力规制理论,从市场主体微观行为、政府规制的视域完善我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区域营商环境评价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部分区域内部营商环境相对优势沿着"核心城市(城区)—核心城市(城区)所在省市—相邻省市"迅速衰减、不同类型公用设施供给的区域不平衡性呈现分化特征、司法解纷和信贷服务区域不平衡性相对显著、规制过程复杂且涉及利益相关体较多的指标在各区域呈现改革"深水区平衡"现象、全国垂直管理领域指标呈现区域间"相对平衡"。为破解我国区域营商环境的不平衡问题,应加强跨省市协同顶层设计,完善优化营商环境的区域沟通协调机制;重视以"标准化"促进"平衡化",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行政区划壁垒";统筹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经验扩散;聚焦司法和信贷领域体制机制性创新扩散;推动各区域在部分指标领域实现"深水区平衡"现象的破解。     

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涵与路径选择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在营商环境的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仍需在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等方面持续提升,以进一步营造全域性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论广义法治化视阈下政德建设的双重路径

推进政德建设是党在新时代的重要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政德建设仅仅依靠教育和官员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法治化治理。树立广义政德法治化理念,采用国家法律之治与党内法规之治两路并举路径,是弥补狭义政德法治化局限性及适应国情政情的必然选择。目前政德法治化既面临理论争议,实践中在国家法律之治和党内法规之治层面也分别存在义责失衡、多头主体、合力不足与专门内容体系缺失、细责欠缺、执行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广义法治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重点突破大德与私德不能法治的思想桎梏,国家法律之治要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实践进路,党内法规之治要做好补足短板、强化执行监督力度工作。     

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

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前沿，其从政策倡议转变为政策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有效协同。与既有研究较常关注的知识领域单一和执行主体明确的跨部门协同任务相比，营商环境建设的知识复杂性和执行主体不明确对科层组织运作形成了新的挑战。基于A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面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任务与既有跨部门协同问题叠加时，地方政府统筹部门采用了“赋权稳压”和“激励调适”两种机制——前者通过对部门择优赋权来高效传导压力，并在任务过程中将外部压力稳定输入跨部门协同组织运作之中；后者则通过重塑部门激励结构，消解因部门利益化与知识壁垒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监督难题——最终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