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哲学与司法实践的关系——兼论司法推理的"哲学模式"

哲学应和法律拉开距离,法哲学只是一个从外在的视角帮助法律人加深对法律和司法过程的理解的东西。在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体制下,优秀法官的裁判应该是从中立性的原则出发,做出一种合乎理性的裁判,这种裁判既非哲学的也非科学的,而是真正的法律的。法官应该从"哲学王"的诱惑之下走出来,加入促进和监督民主的进程之中。     

论"受害人同意"及其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

在侵权行为法中,对于受害人同意的含义、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等,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各国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尤其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是否可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进行裁判,常是争议之焦点.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等三种情况下,可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进行裁判.     

足球"黑哨"问题之我见

面对足坛"黑哨"的现状,司法应该介入.但是,只有明确"黑哨"行为可以构成什么犯罪,司法介入才有法律依据.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理解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具有两重属性,其职能的本质是行使法律授予的对特定行业的国家公共管理权.全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裁判属于"依照法律执行公务".裁判员吹"黑哨"的,应该按受贿罪处罚.     

浅析司法权威危机与法治建设

法律在你之上,你切不可逾越这一句西方的法谚形象地阐述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作为赋予法律生命并通过裁判行为来彰显法律公正和正义的司法行为,本应该获得社会公众普遍的信赖、尊重和认同。但是纵观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存在一些如当事人聚众冲击法庭、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不高,生效的裁判书执行难,令我们不得不承认:神圣的司法权威似乎危机四伏。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反思,司法权威缺失的原因及缺失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法律推理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活动离不开法律推理.推理是法官裁判的基本思维方法.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时,法官可以结合案情实际情况运用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来进行裁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在审判实务中不注重法律推理,不重视裁判理由的证成和裁判结论的说理.因此,我们要强化法律推理在司法裁判活动中的地位,正确认识其功效.     

制度的借鉴与创制——"法庭之友"与专家法律意见

"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法庭作出符合社会公正价值愿望的裁判,提升司法民主化,已成为英美对抗制诉讼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存在与其完全相同的对应物,但是中国司法民主化的其他形式历来有之,近年来流行的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与美国"法庭之友"书状在制度价值、论证内容、法律地位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我们应当借鉴"法庭之友"制度的成功经验.将我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规范化.     

集体利益的名义何以正当——评广州猎德"钉子户"案

民主与法治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公民财产权产并不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由多数人来决定,因为公民财产权本身就是多数人通过民主的形式而确定的一项法律权利。"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原本也只是一项道德原则。将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立法原则,是建立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虚幻前提之上的。强调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优先性,其结果是公民在法律上的财产权利因为集体利益的随意性而陷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最终公民的财产权不能自保。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以集体利益的名义对个人利益的蚕食。     

谈民事再审程序

法院生效裁判具有既决效力,在通常情况下,不容许当事人再行争议,也不容许法院自己随意撒销或者变更.这种既决效力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裁判自身的公正性,说到底裁判本身必须是正确的.为此,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民事再审程序",为防止和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证诉讼公正建立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     

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建构概述

在以"司法三段论"作为案件审理主要方式的我国.事实认定自然是法官裁判活动的必经程序.在这一程序中所有与争议有关的重要事实都必须在适用法律井做出裁判之前予"查明或确定.然而,在事实和法律之间,事实问题无疑"是司法上由来已久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困难过程①".本文对案件事实的含义以及与其他一些相似相概念之间的辨析等问题进行分析,以供参考和探讨.     

二元规范理论下的法律原则检讨

当下法律原则理论的论争重心,已从"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分析,转向了司法实践中的原则裁判。自德沃金以来的"规则-原则"二元规范理论,对实际的司法裁判的解说力和作用力较为有限,也未能解决原则权衡这一关键性问题。"融贯性"命题和"籍由法政策权衡进行裁判"命题,是原则裁判理论的两大基石。但德沃金对融贯性命题的回答过于抽象,而阿列克希依比例原则和权重公式对权衡命题和原则理论的最新推进,却是一种不成功的自反性进化。这种自反性进化和理论反讽,表明作为一种"过度整合式"的裁判理论,原则裁判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     

浅议对民事裁判中枉法行为的处罚

民事诉讼中司法工作人员枉法裁判,是否适用刑法中规定的徇私舞弊罪,实践中大家认识不一。笔者认为:枉法裁判都是违法行为,依法都应当受到追究,民事诉讼过程中的枉法裁判,也应如此。对那些在民事诉讼中枉法裁判,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是:一、我国司法机关是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因此,司     

对"商标俗称"恶意注册案的程序法思考

近期,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因注册商标的俗称而引发的纠纷,但商标权人却很少能获得救济,其重要原因在于权利人对实体请求权和具体法律条文选择不当.这一现象暴露出我国法律实践中诉讼标的识别技术的缺陷.在涉及消费者利益的商标纠纷中,裁判机关应根据新诉讼标的理论,按照"你给我事实,我给你法律"的原则,独立判断原因事实的法律性质,而不应受当事人法条选择的约束,以杜绝当事人必须"适用法律正确"方获救济的现象.     

"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的称谓应依法判定

笔者认为,对于"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的称谓何是何非的这个问题,不能仅靠文字本意、逻辑推理、语法分析来判断,亦不能仅单纯从代表的权利方面来确定,而只能靠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判定.     

再论"接受审查和裁判"要件

"接受审查和裁判"是否应当被规定为自首的要件之一,历来存有争议,分为"二要件说"和"三要件说".本文对"二要件说"提出批评,建议刑法应将"接受审查和裁判"恢复为自首成立的要件.     

“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导致审判实践过分依赖对法外各种后果的考量,法律规范在司法裁决中的地位日渐式微。由于社会效果论自身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导致它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后果主义裁判的转化并不成功。通过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的分析可以看到,后果主义裁判在大多数时候虽然采用了"依法裁判"的外在形式,但却掩饰不住对案件起根本决定作用的法外因素,这不仅动摇了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而且也危及形式法治。相比之下,法条主义正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一种法律在场的司法裁判理论。无论如何,案件必须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裁决,这是法治最低限度的要求。     

裁判方法论:迷思与超越

裁判方法在当下似乎成为统一法律适用与规范裁量权的灵丹妙药。但是,方法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总是可靠而且有效。〔1〕特别是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发生了巨大的范式分野之后,坚持什么方法就必须考察其背后的方法论。在裁判方法论的理论版图上,一直存在着独断主     

论道德对法官裁判的影响

司法审判活动的独特性体现在法官应基于法律作出裁判,依法裁判相应地成为拘束法律推理的基本要求。法律推理是否因此可以完全不考虑道德性因素,学界对此有过不少争辩,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法律推理活动的性质。道德议题在很多时候与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实践中存在立法与司法这两种应对道德议题的进路,各具特色且各有局限。以司法场域作为讨论背景,法官不得不承担起解决道德议题的重任。道德主要以三种方式进入法律推理活动,即通过考量道德因素来主导裁判结果,以法伦理原则为根据裁判以及以道德理由强化释法说理。但是,应警惕直接将道德作为法源、以粗糙的道德判断直接取代法律判断的做法,从而严格地坚持道德裁判与依法裁判之间的界限。     

应该如何界定中国足协性质

足球界长期以来存在的裁判拿黑钱、吹“黑哨”等丑闻终于因浙江省体育局，绿城、吉利足球俱乐部的“揭黑”行动而大白于天下，引起了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要求司法介入足坛进行“扫黑打假”斗争的议案已经备受浙江省人大关注。笔者作为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法律顾问，就“揭黑”行动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并参加了浙江法制报社与浙江电视台联手举办的“黑哨”现象法律研讨会、华东政法学院举办的足球“黑哨”问题司法介入法律适用研讨会。就媒体采访的问题和两次研讨会的焦点即裁判收钱吹“黑哨”是否构成受贿罪…     

人工智能对法律的挑战——以法律推理与裁量模型为研究中心

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袭来,"未来已来"已为大多数人所周知。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终究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最能体现人类独特性与辩证思维的裁判领域人工智能能否占据其一席之地,科技将会如何与法律更好地结合影响世界,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从法律推理角度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无论在语义识别还是在缺省推理的实践操作中都还难以胜任裁判的任务;从算法的构建来看,人工智能判案不但存在"信息源"是否正确的困扰,也存在人为方面的可控性风险。     

科技、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司法检视——以"宜兴胚胎案"为例的分析

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冲突很容易掩盖科技的"除魅"特性.科技不仅革新了法律纠纷的产生和鉴定方式,还重塑了传统道德的取舍范围.而道德则依赖人生与社会认同的优势,又为科技发展和制定法设定了伦理准则."宜兴胚胎案"的两种裁判就证明,在制定法缺失的情况下,科技与道德将以隐性和显性的方式分别作用于法律解释,并在相互制约中影响司法裁判.然而,受国家法治意愿的影响,法官只是有选择性地接受科技与道德的引导,并最终将裁判结果限缩于法律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