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热评摘要

应防止问责过程中以经济赔偿代替行政责任，以行政问责代替刑事问责；防止“牺牲我一个，保护一大家”的“替罪羊式问责”；力改事过境迁束之高阁，不伤毫毛的“过场式问责”。——上海大火需要问责更高级别的责任人。     

轻则掉乌纱，重则进牢房——2009年问责风暴升级记

2009年之初，上一年度“凌厉而密集”的问责风暴穿透时间之“墙”而来。在被公众“习以为常”了近乎一个年度第二监狱的四名犯人越狱和鹤岗矿难夺去108位矿工兄弟的生命，问责在这年岁末跳过；行政问责的台阶，上升到了刑一事问责的高度。     

北京：首度将党委领导纳入问责等17则

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制度

黑龙江省宁安市实行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制 近年来，该市以实施问责问廉问效“三问”工作机制为抓手，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促进各项制度落实。按照《关于对党政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暂行办法》，该市开展“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对审批不及时，办事效率不高，政策落实不力等执行制度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督办和问责。截至目前，共发出问责通知书38份，对31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治庸问责的多维解析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雷厉风行推进治庸问责，是对“四个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为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这一“非常之事”而采取的“非常之举”。监狱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有自己的角色定位。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监狱系统必须从多个维度认识治庸问责，把治庸问责推向深入，用实际行动有效应对“四个危险”。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人大问责应用足监督权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人大问责必不可少。按照监督法规定，一旦进入人大问责的监督程序，必须依法推进，任何人都无权阻止法定程序。票决制在人大问责中的程序功能应当在规范中坚守，使“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的评判标准更加清晰可用——     

赞“京版问责办法”

2011年3月22日，《北京日报》以“党委领导首度被列为问责范围”为题，对北京市《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报道。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回顾“非典”之后5年多来一系列问责小件，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日益走向成熟，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将但起历史的重任。     

治庸治懒：官场“内伤”如何治愈

近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多地刮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湖北不仅开始了“治庸问责”行动，还专门设立了“治庸办”，来治理官场中吃、拿、卡、要等50种不良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等10种“庸病”。湖南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     

董事会结构性偏见的心理学机理及问责路径

董事决策受到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影响。董事可能因互惠、群体思维和群体偏好而无意识地“董董相护”，大脑在单纯接触效应、框定效应、群体共同行动以及恐惧性反应下的认知偏差和生物本能也可能自发地“董董相护”。对于这种结构性偏见的问责，理性范式下的忠实路径过于苛刻，注意路径又过于尊重，亦步亦趋地与其相挂钩的中间审查标准亦无能为力。诚信路径契合了结构性偏见下董事问责的制度需求，通过对董事决策实施合理性审查，填补问责空隙，增强对这一中间地带问责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