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论国家理性与万民法

在欧洲现代早期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维柯对于国家理性与万民法观念之间关系的论述颇为特殊。他将国家理性界定为正当国家理性,并将之视为万民法概念得以生成的前提。在正当国家理性观念的基础上,透过"真理—事实—确定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神意的指引下,万民法概念的逻辑构造得以展现于诸民族和诸国家的普遍历史进程中,并且反复不断地出现。维柯坚守古典的政治与法律传统,反对现代意义上进步的政治和法律观念。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如何实现公共理性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试论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建构不仅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实践胆识,同时也彰显出了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其社会主义观既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现实考量,又是基于"理性精神"的理论重构.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功用效果"为判据的实用理性向度,三是以"崇实尚行"为意旨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到文化交往层面价值求同的转变,实用理性向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结构形态到功能形态的转变,而实践理性向度则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意识与理论使命感从依附文本、盲从他者到独立自主、大胆创新的转变.     

社会契约与国家理性

国家理性也即国家的正当理性,它涉及国家的建构、国家的目标以及国家的保存等诸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而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围绕为何要有国家、国家如何正当等方面予以解答的学说。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国家的存在符合人们的本性,国家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理性选择,人们造就的国家体现了公共的集体人格。有关国家理性的内容,社会契约理论从国家的正当性、国家的道德性、国家的公道性、国家的中立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现代社会中,为了使社会契约论规制下的国家品性得以维持,提倡公民德性和加强公民美德的培养,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     

从万国法到现代国际法——基于国家理性视角的观念史研究

罗马人的政治理性与公民理性所塑造的“市民法—万民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构成了现代早期欧洲“万国法—现代国际法”的历史演化进程与逻辑关系的历史基础与对照.正是在对罗马“市民法—万民法”关系的重构中,早期现代欧洲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力图将基督教帝国所蕴含的世界秩序的图像在现代世俗秩序中加以维系.国家理性观念的出现使得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世俗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家理性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秩序在政治和法律秩序的理论构造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原本流行于早期现代欧洲的万国法观念湮没于现代国际法的话语之中.全球化时代对新世界秩序的吁求使得早期现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理论中的万国法观念有必要被认真研究和对待.     

论《侵权责任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正>引言(一)问题意识法律的理性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的。韦伯将"理性"的法律,定义为法律命题及原则的一般化、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以及自逻辑分析的方法阐释法律命题与社会行为的意义。〔1〕法律的理性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分。在韦伯看来,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实质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     

浅析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自然法学说中的理性观

在西方自然法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法思想与理性始终紧密相联,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或近代,抑或是自然法复兴时期,法学家们都把理性看成是自然法的精神和原则,甚至把两者直接等同,他们都明确宣称:自然法即是理性的法则,是理性的箴言和命令;自然法由理性所构成,通过理性而被认识。但实际上不同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对于理性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他们的考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清自然法思想的发展脉络,也使我们明白,对于自然法这样一个自足的体系,依然要受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制约。     

自由主义:基于理性的政治论说

无论我们对自由主义持何态度 ,都不可否认它是当今汉语学界的一种显学。由于各种原因 ,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 2 0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兴起的以反思启蒙理性为着力点的、以哈耶克、波普和伯林等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 ,由于对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脉络 ,尤其是自由主义之最初证成缺乏足够的了解 ,国内学人难以理解哈耶克等人何以要极力辩解自由主义不是建构理性主义 ,误认为其对“理性的滥用”之批判就是要批判理性本身 ,有些人甚至追随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 ,断定自由主义抛弃理性仍能得到有力辩护。通过剖析格雷和罗蒂两个学案表明 :自由主义之哲学论证离不开理性 ,否则或失去其本质或沦其为偶然 ,因为自由主义本为探求政治理性之学。不过 ,自由主义并非建构理性政治的惟一通途 ,肯定还存在着建立理性政治的其他通路需要我们去摸索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命题、理论与抱负

历史性是法律的基本品性,也是人性的基本方面。法学历史主义是关于法律的历史性的理论叙事,要求以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省视法律,在时间之维中探索法律的精神成长过程,包括它的道德成长,进而揭示法律的历史理性。从而,其本身即为一种历史理性,关于历史存在的当下省思和有关法律未来的文化观察,对于人世善好的一种积极期待。经此努力,法学历史主义期期于营造一种基于深切历史感的华夏邦国政治,为奠立于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制体系提供伦理-政治意识。其中,立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法治体系具有高于现实政治势力的权威性,人类历史必定是一个趋向善好展开的无限自我启蒙进程。基此基本判断和信念,法学历史主义重申奠立于法治基础之上的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其所营造的以公民相互立法为枢机的人的联合的必要性,以及必将造就一个正派社会和良善人生的现实性。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论商法的传统与理性基础——历史传统与形式理性对民商分立的影响

民法与商法构成了传统私法的整体 ,但是 ,民法与商法的分立或者合一争论此起彼伏。我们不仅要问 :民商分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是科学的分类还是历史分类 ?即使是在今天西方许多学者呼吁建立民商合一的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 ,也只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象德国、法国这样的较早地拥有民法典的国家 ,民法与商法的合一也没有完成。理性与单纯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推动民商合一的全部因素 ,更不是决定性因素 ,而历史与传统才是商法产生的基础 ,也是其存在的基础 ,也是民商分立的真正支持 ,也许正是历史与传统的因素真正阻碍着民商合一。     

英美传闻证据规则的理性思考

英美法系逐渐形成了传闻证据规则的理性观念,以提高以口供为主的言词证据进入法官内心的"门槛"。受此影响,在英美国家,言词证据能力资格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规则",两者内容虽有相似性,但在形成的哲学观念、对证据真实性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证明模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论政治参与——一个初步的法理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实在政治现象或理论形态,政治参与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其具体内涵至今远非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中共十七大报告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参与的含义与法理特征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尽管构建一个民主文明的政治国家离不开广大具有政治美德的公民,同时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仍需怀持应有的道德伦常水平,但所有这些均不足以动摇政治参与在法理上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之根本的伦理地位,"功效理性"不可逾越"价值理性"之规诫。为深入理解政治参与的法律性质和法理地位,我们可以从分类学的意义上基于权利维度理解其多重性征。     

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从立法理性到司法理性——针对性贿赂争议的反思

本文对目前国内有关性贿赂的争议进行了反思,质疑了作为这些立论之基础的立法理性的思维模式。既揭示了这一思维模式之不合理性源自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观,也发现了这一思维模式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即对人的自由的吞噬。在英国普通法的启示下,本文认为,借性贿赂之机建立判例制度,从而逐渐导入司法理性的思维模式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立法理性思维之偏颇,并弱化其导致消极后果的可能性。     

如何以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观指导办案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集中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执法方法和执法艺术的全面升华。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观并以之指导办案,是新形势对检察机关的新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也是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做好检察工作的现实需要。作为基层检察院,只有准确理解、把握并深入践行这一执法观,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问题研究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强调以理性之态度对待立法文本中的数字，包括对立法数字的规律性认知与合理性评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理性意涵的现代性转变、数字在现代立法中日益重要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数字理性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具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在认知立法数字的规律时，主要有语言解释、历史解释解析了其演变轨迹、文化解释三种路径，而对立法数字合理性的评判包括必要性论证和适当性解析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