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

建设责任政府,关键是要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内容,是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必由之路。国家责任体制由人民问责制、政治问责制和行政问责制三个部分组成。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当前国家责任体制建设的重点,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推进政治问责制度建设。要创造条件,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完善人民问责制。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问责新思考 法治新视角——读《问责权法治化研究》

<正>自2003年"SARS"事件后,疾风骤雨式的问责风暴就开始在中国政界持续进行并持续发力,2008年更是被称为"行政问责年"。理论研究源于现实需要,自2003年后,学界同样也掀起了研究政府问责的学术风暴。诸专家学者开始对"问责风暴"追根溯源,政府问责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产生累累硕果。从研究状况看,当前学术界从政府问责制的内涵和结构、问责的基本政治逻辑、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向等四大模块对问责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论点总体上都围绕着问责     

行政问责制实施十年的成就与问题--以武汉市行政问责制的运作为例

一、武汉市行政问责制运作十年的成就武汉市是较早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地方政府之一．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第一．加大问责力度．强化问责成效。2003年之后．包括武汉市在内的许多政府日益重视行政问责的作用．充分意识到不仅要防治贪污腐败．更要督促官员的勤政．以提升政府效能。同时切实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在行政问责面前人人平等。     

论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问责制能够保障和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内问责制的基础和前提。党内问责制应当以党内民主作为目标和依据,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问责主体作用,建立对党内问责权力主体的问责机制,培育以民主为核心的问责文化。     

现代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行政问责是当代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国外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责任、问责内容、问责主题、问责方式等方面,其特征是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趋向全面化、复合化,趋向于不同政体背景下的问责研究等。而国内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程序问责、分类问责、综合问责、异体问责等方面,其特征是从多学科的视角注重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及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研究,趋向于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结合。诸多学者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于进一步升华行政问责制理论研究,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构建可问责政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无关痛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然而，从现有的问责实践看，问责范围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目前实行的首长问责制的框架下，使一些副职的“配角心态”、“副职心态”进一步常态化，有些副职对正职作出的决议或工作安排不论正确与否，不假思索，一律照办；有些副职明知正职有决策失误却不谏言，甚至对正职的错误乃至违法行为一味迁就；     

推进依法行政与建设责任政府——兼谈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两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责任政府的建设问题。从已有的政府实践来看,责任政府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制度选择。强化政府责任,建设责任政府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前提。祛除违法行政,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同时也应为官员问责制建立法制保障。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类型与程序六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美国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选民问责。法国、英国的行政问责制大致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日本、德国大体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总的来讲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搬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建构和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责制还是有某些启示意义和价值的。     

“问责”应成为权力监督的重要抓手

问责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质询,对其过错、过失实施追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仅需要问效,而且需要问责。问责实践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基础,舆论共识也为问责制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问责制虽外化为具体的责任形态,但其实质是限制和规范权力行为,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问责制的构建旨在高扬民主法治旗帜,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时期正式走近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度应该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过分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这一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来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