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辅导员"亲和力"构建的重要性

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运用"亲和力"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对于辅导员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亲和力"重要意义的分析,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辅导员"亲和力"建设。     

论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法律对权力的制约

权力制约既是对权力正常运行的肯定和保护,又是对权力偏离轨道的防范和矫正。本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要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必须加强法律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     

论思想政治工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其"生命线"的作用,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角度看,这种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论行政权的宪法规制

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近代西方规控行政权的传统模式 ,具有机械性和消极性 ;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则要求在控制行政权滥用的同时有效利用其提供公共产品 ,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我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近乎反向的宪政建设要求在实现国家权力合理配置的同时 ,切实注重行政程序和公民诉权对行政权的规控。     

试论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实现途径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对于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实现途径入手对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实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行政权的异化与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行政权在实际行使过程中不断被滥用而产生异化现象。行政权异化威胁着民众权利与其它权力的行使，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应予高度重视。本文在界定行政权、深入分析行政权异化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以“非零和博弈”理论为指导来建构有效的行政权运行机制、治理行政权，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反腐倡廉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中去,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贯彻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情况的监督检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进行了部署,对…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届四中全会作了深化和具体化,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人民法院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必须积极参与这项伟大工程,通过依法履行职能,发挥应有作用。必须明确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目标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决策。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总体均衡的利益格局。这种格局是和谐社会最重要     

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构建民主与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治国方略和认识上的深化，是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变化。本文从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求着手，结合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要求，对党员先进性的发挥及党的先进性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定层面上的探讨研究。     

浅议政务公开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自提出并实施政务公开以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特别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政务公开更具深刻意义。政务公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工作的方向,本文即本着全面阐述政务公开并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推动和谐社会进程的目的,从立法,司法等多角度对其进行讨论,以此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试论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法治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它以公平公正为价值标准,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等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是法制建设的前提基础,和谐社会应是法制的社会。     

论人大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定位

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文认为,在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诸因素中,人大的利益代表职能及监督职能未正常发挥是根本性因素。因此,有效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应完善人大的代表职能、沟通职能、监督职能,尽快建立人大代表职业构成比例制度及代表联系选民制度,逐步完善代表质询制度等三位一体的人大权力监督机制。     

中國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新推進

2013年10月9日,江蘇連雲港地溝油案一審判決。這起備受關注的特大地溝油案的主犯王成奎因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這也是地溝油案件中量刑最重的一次。事實上,早在這起食品安全罪案抓住人們眼球前,今年6月,《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已被列入2013年國務院立法規劃。正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法制司司長徐景和所言,「加快建立起理念更加現代、價值更加和諧、制度更加健全、機制更加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已是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五千年歷史縱橫,形成了中國獨有的飲食文化。然而,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的曝光,卻讓國人的美味餐桌埋下隱患。當運用「重典」成為社會共識,當治理食品安全問題的集結號被高調吹響,新近出臺的司法解釋、量刑從重的典型案例和重拳出擊的專項行動無不堅定了人們對食品安全治理的信心。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門發佈通知,要求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與危害食品安全相關的職務犯罪分子一般不得適用緩刑,為從重處罰食品安全犯罪奠定了基礎。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關於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首次明確界定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迎來一片歡呼聲。事後追究的「重典」正在日臻完善,源頭治理環節中也應當建立起嚴格的法律制度。本期特邀請徐景和司長,著眼全局,從企業責任、政府責任、監管機制、社會共治、懲罰舉措等多個方面切入,全面闡述中國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刑法修正案立法功能及其矫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颁布刑法修正案,是符合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应成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且拥有主要的、基本的立法权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则应当是次要的、部分的,由此决定两者的立法功能有着主次之分。刑法修正案应与其他刑法体例相互结合,发挥其系统性功能。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针对呈现立法扩张态势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行功能矫正,由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体人大代表半数通过,并将现行刑法典重新公布。     

向污染宣战的法律武器——《环境保护法》修改进展述要

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系列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生态文明建设时讲话提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特点与意义论析

新一轮解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2004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以及继续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这既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新一轮解放思想的起点。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求实创新。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统一解释体制构建

1982年《宪法》明确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权、法律修改权与非基本法律制定权.2000年《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解释程序.从2000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充分地行使了法律解释权,针对《刑法》共颁布了九个立法解释,由此也引发了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如何区分,是否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争议.通过对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的特征不在于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而是其特殊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之后,如何保障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务委会法律解释体制应承担此重要的功能,这既是1982年《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也是构建宪政国家不可或缺的环节.应基于这种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来构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程序.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