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是调整规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应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法院可以对技术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但审查强度可以稍弱。司法审查的重点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程序、实体内容以及技术标准的适用等方面。     

非法定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

学界对行政程序的关注主要限于法定行政程序,而对非法定行政程序有所忽略。非法定行政程序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之外的行政程序,它虽具有弥补法定程序不足的功用,但也容易滥用因程序裁量权而忽视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对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非法定行政程序,法院应当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审查;违反该原则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之情形,法院可据此撤销相应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立法司法审查之成因

在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立法不具有审查权,而其他国家则毫无例外地将这种审查权赋予了法院。法院在诉讼中之所以必须审查行政立法,不仅是由于议会审查和行政审查存在着缺陷,而且也是由于司法权的特点决定的。法院的这种审查权是行政诉讼制度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审查权,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就无法落实。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程序违法审查标准可以归纳为设立该程序规则目的标准等五类。这些标准之下，法院在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与保护相对人权益之间充满了困惑与纠结。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不一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宏观构造的缺陷。新《行政诉讼法》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撤销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标准。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但该标准并未考虑到授益性行政行为的面相，疏忽了原告请求法院履行行政职责和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授予行政许可超期违法的情形，为新《行政诉讼法》对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确立留下了遗憾。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除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之外，还应考虑“程序违法行为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程序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产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后果，且该法律后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那么法院不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论行政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

行政滥用职权是法院作出撤销判决的法定理由,但由于滥用职权系不确定法律概念且实践中并无统一的审查标准,法院往往更愿意寻求其他更具操作性的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准确把握行政滥用职权的性质,确立明确的司法审查标准,对于防范、纠正行政滥用职权及维护行政相对人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研究

行政不作为案件要进入诉讼程序,首先应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基于行政不作为行为的特殊性,法院在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时,不应受行政作为行为合法性审查模式的禁锢,既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也要审查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新民诉法中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行政法规定中可以尝试建立行政不作为公益诉讼制度,以解决行政主体怠于行使诉权而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行政法的核心课题之一 ,它需要行政、立法和司法等诸机关协力合作 ,其中司法控制是核心环节。在分权体制下 ,法院依据越权无效原则和实质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形式行政自由裁量权权限的区分理论 ,采用越权审查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审查的方式 ,重点对外部的具体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目前 ,由于我国法院没有法律解释权、判例无约束力、地位不独立等原因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行政合同的司法探索及其态度

当事人的诉辩迫使法院表明对行政合同的态度,从而在司法上逐渐形成了行政合同的定义、区别于民事合同的特征、行政合同的缔结要件、行政合同的履行原则、行政优益权的行使条件、行政合同履行争议的救济途径以及行政合同履行纠纷的判决类型。司法上对行政合同的认定尚未形成稳定的状态,但非财产关系合同的存在反映了行政合同的制度建设需求。法院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并非立法的体现,而是寻求学说支持的结果。     

司法消极主义方法

司法消极主义是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对立法或行政实施宪法审查时采取的一种传统价值立场。消极主义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体现出来，即程序方法和实体方法。程序方法包含拒发调卷令等多种方法，实体方法则主要有司法节俭和政治问题两种。     

论对行政机关强制撤离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应急行政的语境下,当前法院无法审查行政机关强制撤离的行为,这违反了行政法＂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基本原理。应在理论和实践中承认法院的审查权,并在尊重当前法律框架的前提下,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紧急法优于非紧急法等理念为指导,从受案范围、规范依据、审查原则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四个方面,构建法院对强制撤离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行政权司法控制范围的思考

行政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行政执法存在许多自由裁量的情形。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多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难以得到司法救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也必须互相制约。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在扩大行政权司法控制范围的同时,又不会强制干预行政权。     

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

学界通常认为,被受案范围排除在外的行政计划未能得到有效的合法性审查。然而,剖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两份涉及城乡规划的司法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法院在事实层面上实施了对城乡规划的合法性审查。进一步的理论提炼展示了法院审查城乡规划的不同进路及其与城乡规划不同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具处分性的城乡规划立项决定通过多阶段行政行为救济中的“违法性继承”理论进入到司法审查的视野。而对作为“依据”的城乡规划方案来说,“间接附带审查”方式使得法院的审查触角延伸至被受案范围明确排除的行政活动。文末对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进行了提炼,并可类推适用于与城乡规划具有同一法律性质的其他行政活动。     

现代司法的审级构造和我国法院层级结构改革

现代司法关于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组织安排表现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系统垂直结构的审级构造模式,这种审级构造在制度原理和技术规范上可以概括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上下级法院之间实行职能分层、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具有终局性三方面的内容。中国司法改革应以现代司法的审级构造原理和技术规范为依据,改变上下级法院之间行政化运作的非正式制度,通过合理的职能分层建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双向制约机制,确立合理的终审审级制度以维护司法的终局性。     

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 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

学界通常认为,被受案范围排除在外的行政计划未能得到有效的合法性审查。然而,剖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两份涉及城乡规划的司法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法院在事实层面上实施了对城乡规划的合法性审查。进一步的理论提炼展示了法院审查城乡规划的不同进路及其与城乡规划不同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具处分性的城乡规划立项决定通过多阶段行政行为救济中的"违法性继承"理论进入到司法审查的视野。而对作为"依据"的城乡规划方案来说,"间接附带审查"方式使得法院的审查触角延伸至被受案范围明确排除的行政活动。文末对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进行了提炼,并可类推适用于与城乡规划具有同一法律性质的其他行政活动。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问题探讨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是一种特殊的非诉程序,其设置的初衷在于挖掘行政调解的制度潜能,提升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整体合力.厘清司法确认的对象、选择可行的管辖法院、明确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司法确认的效力、保护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内容是构建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几个关键问题.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应对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做出原则性规定,有关行政和司法部门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进一步推动行政调解与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和制度创新.     

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

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能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观察当前中国司法的实际职能和法律发展的一个窗口。通过统计《人民法院案例选》上行政判决所用的法律依据，分析田永案件、刘燕文案件、张成银案件等十余个有关行政程序的代表性案例，结合对法官所做的访谈，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多年中，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开始成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显示了中国法院在相对局促的空间里的能动主义立场，以及由个案判决所推动的一种法律发展的特殊路径。     

互联网司法的正义体系

互联网司法的正义性是司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与人工智能司法构成当代互联网司法的基本面貌,互联网司法的多样化样态带来了差异性正义诉求,以及进行合理融贯性论证的要求。首先,互联网司法改变的是司法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方式,其分配既要在工具角色上贯彻需求原则与比例原则,提升互联网司法的效率与便利度,又要在功能角色上贯彻平等原则与贡献原则,实现新型司法资源的分配正义,并借助互联网法院的行政司法职能实现互联网治理。其次,以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在线诉讼改变了司法场所,相应地改变了当事人程序参与和程序控制的方式,在线诉讼一方面需要遵循传统程序正义的规范标准,另一方面尚需借助主观程序正义所蕴含的社会评价机制,以增进社会对诉讼程序与结果的信任。最后,人工智能司法中算法和区块链的司法运用使特定事项的自动化判断成为可能,在复制人类法官“外观”辅助或替代司法判断的同时,应设置纠偏系统和事后审查机制,以确保判断的准确、透明和公平。     

警察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探讨

我国大陆地区的警察行政行为,在其重要程序环节中基本不受其它公权力的制约,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极易造成警察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状态。对此,要通过检察机关签发令状的令状制度,对警察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控制;通过法院行使行政处罚裁决权的处罚司法化,对警察的行政处罚行为予以控制。     

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

司法行政化,即以行政的目的、构造、方法、机理及效果取代司法自身的内容,形成以行政方式操作的司法。法院司法运作的全过程均带有行政化色彩,表现为司法目的和价值的行政化、案件审判活动的行政化、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司法人事制度和法院结构的行政化以及审判管理的行政化等。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司法行政化可以弥补一线司法能力之不足,可以抗制外部干预。但其过度发展会妨碍依法治国,损害办案质量与效率,危及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阻碍法院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司法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基本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司法功能设定的非司法化和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统一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财政供应制度以及国家机能分化不足,亦为重要原因。遏制司法行政化需强化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审判功能以及终局性纠纷解决功能;需阻隔行政性要素介入审判,建立审判独立的"二元模式";需在法院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上下级法院业务管理上"去行政化"。     

论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统合问题

本文立意:我国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往往忽略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法院在审理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 ,应依据以公正、保护公民权益为价值核心的行政程序目标模式 ,强化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 一、对开始程序进行审查1 审查行政启动程序。行政程序的开始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作出 ,一种是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作出。因此 ,对于两种方式审查的立足点应有所不同 :1 )对于行政主体依职权作出行政程序 ,为了便于相对人参与 ,行政主体应当通知相对人 ,除非通知有可能泄露有关机密或通知可能对行政执法产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