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行政效率与行政程序法典化

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行政程序条文化、法定化是有碍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的。此观点把行政效率与行政程序法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本文中将就行政程序法典化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行政效率概述 “效率”一词源于经济学，是表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成本与效率是成反比的。行政效率现已成为行政学上的专业名词．是指行政组织在行政活动中，所投入的资源与其所得到的收益的比例关系。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政活动也不例外。行政的一切…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努力做好司法工作

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司法行政工作有着重大指导意义,深刻理解和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是当前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浅谈建立相对集中的中国政府机构

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年底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要研究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①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

今年初，党中央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传达了江总书记的指示，强调要深入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的要求。作为司法行政系统全体干警，要进一步认清形势，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把“三个代表”的学习摆到首位，作为当前的一项迫切政治任务，将“三个代表”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一、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 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做好基层行政工作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因此要坚持 “关键…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概念的文化解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是指中国传统行政的工作次序、步骤和过程的总和。它是建构在权力一元化模式之上的。其一方面保障君权通过程序性规定限制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在皇权的控制下可突破正常程序,以加强皇权对行政事项的主导作用。因此,传统行政程序中既有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实质含义。在中国古代,“程”、“序”是分开使用的。传统行政程序使用“程式”、“法式”、“公式”、“序”等概念。近代以后才在西法的影响之下,将“程”、“序”合用,对译舶来的现代行政“程序”,在概念的整合中,保留了传统行政程序的形式意义,摒弃了其中的实质内容,但没有吸收现代行政程序概念的形式理性和限制行政恣意的要素。     

从自然正义到正当法律程序——兼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的"法律思想移植"

自然正义作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演绎出来的两大规则,即“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和“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催生了行政程序法;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就难以有行政程序法。即使有了行政程序法,其实效也可能不会太好。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自然正义”法律思想的移植,引导并逐步推进“正当法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行政行为瑕疵的指正

对行政行为瑕疵仅予以指正并驳回诉讼请求,已成为我国法院惯用的处理方式。实践中,指正存在被泛化适用的现象。基于对行政效率、诉讼经济的考虑,法官对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宽容度,这为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指正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可指正的程序瑕疵范围仍应限于轻微的程序不当。指正可超越诉讼请求,但不应适用于行政行为的实体瑕疵、显然错误与行政不作为。对指正的适用应首先判断实质条件,即所针对的程序瑕疵在观念上须比“程序轻微违法”更轻微,但因操作层面上的“轻微”与“更轻微”之分界线无法被划定,故达到“程序轻微违法”的程度便可转入下一步;其次判断程序条件,即行政主体必须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     

政府职责和机构编制法定化刍议

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也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本文试从政府职责和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重要性、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法定化的途径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行政违法行为与行政处罚

本文探讨了行政处罚立法中的三个较重要的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行政处罚的原则和行政处罚的程序。在这三个大问题框架内,作者集中阐述了自己对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大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如国家行政机关和公务员能否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主观过错是否应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处罚的“法”应否包括行政规章,“一事不再罚”能否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程序应否包括调查程序和救济程序,具体处罚程序应否分为简易程序和正式程序,怎样对二者进行区分等。在这些问题上,本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试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必要性

行政程序法典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法发展的一种世界性趋势,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国行政程序法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了当前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几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它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必然趋势。     

非诉讼行政执行相关问题探究

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执行采取何种模式存在争议。非诉讼行政执行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强制实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在于,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是借助司法力量和程序保障个案正义,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强制实现。     

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作为必要的补充,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和法律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国际交流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有我国检察机关多年来的民、行案件抗诉经验可供借鉴,检察机关近年来的公益诉讼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供参考。     

论行政立法参与权的权能

行政立法参与权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一项法定权利,但有关其权利内容的研究并不充分。目前在立法规定及理论认识上都将其局限为是提出立法意见、建议的权利,这削弱了它应有的作用。从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所必需的手段来思考,行政立法参与权在应然层面至少应包括四项权能内容,即"进入行政立法程序的权利"、"提出立法意见的权利"、"立法意见得到回应的权利"和"合理意见获采纳的权利"。行政立法参与权只有具备上述内容的权利功能,才能有效保障行政立法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国现行立法需要完善对行政立法参与权上述权能内容的规定。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探究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相对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在行政救济时效届满之后向法定机关再次提起处理的请求,行政主体重申原行政决定的行为。通过对程序重开制度和行政信访制度的分析,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司法解释》中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救济应当视具体情形来决定,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申诉作出的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     

澳大利亚行政法上反再委托规则研究

再委托是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再委托规则是控制行政裁量权的一种手段。在澳大利亚,这一规则的基本含义是:除非委托人同意,代理人无权委托他人代理。反再委托规则并未被绝对化,恰恰相反,在实践中,法院承认它有许多限制或者例外。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

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溢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重点公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依法治国的指南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到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但其核心精神十分明确 ,即 :完善法律制度是根本。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 ,是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在我国全面进行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邓小平同志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保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主要包括 :一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 ,二要严格依法行政 ,三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新 ,在这一创新过程中 ,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邓小平法治理论为指导 ,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     

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浅析行政听证——兼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行政听证是二十世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其涵义是“听取对方的意见”。我国已逐步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英国行政听证的理论基础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而正当程序原则构成美国行政听证的基石;在中国,行政听证理论上源自依法行政原则。在听证蕴涵的所有价值中,保障公民权利是其首要价值;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听证制度更深层次的价值即:节省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我国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存在诸多立法上的缺陷,实践中也产生许多条文理解上的争议,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