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以公诉人举证为视角

我国的庭审模式是"审问制",公诉人是庭审证据出示的核心。公诉人通过科学化、效能化的证据出示查明犯罪事实、指控犯罪。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庭审证据出示模式,可从效能化的证据出示切入,从线性模块化的证据出示和球形模块化的证据出示探究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     

优势证据确认规则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刑事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随着一些因证据问题而造成的如余祥林、李久明等错案的不断暴露，更加反映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理论研究和立法上的不足对司法实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之一，法律对审查逮捕的要求越来越高。正确运用逮捕权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把握逮捕的证据标准，在审查逮捕中引入优势证据确认规则有其实践价值，体现了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     

美国通过可靠证据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考察

美国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是非常积极且有效的，因此从宏观上构建了通过可靠证据来遏制刑事错案的机制。该机制以证据为根本，以证据的收集为起点，以证据的保全为核心，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重点，对与证据相关的诉讼制度进行逐步的改革与完善。     

论我国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的建成

实物证据有着"现代证据之王"的美誉,在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鉴真对保证实物证据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近年来借鉴美国证据法,加强刑事立法工作,初步构建了以严格把握证据入口关、关注流转和保管、确立了程序性制裁措施为特点的实物证据的鉴真规则。但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暴露出了我国实物证据的鉴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确立实物证据保管链制度,二是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尚未建成。应当以国家决策为指导,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方向为指引,循序渐进完善立法,构建实物证据保管链制度,完善"子规则"体系,以期建成完善的实物证据鉴真规则体系,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胜利完成。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

证明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浅议“主要证据”的界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将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刑事公诉案件的条件由原来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修改为“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     

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证据调查是刑事庭审程序的核心内容.审判中心主义、法律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理论是刑事庭审中设置证据调查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理念,在证据调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本法、意大利法为代表的"混合式"诉讼构造在证据调查的设计上的确体现出"混合式"的特征.与此相比较,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存在很多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证据调查予以重新构建.     

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     

论审查逮捕制度诉讼化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同时,提出"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审查逮捕制度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司法审查。从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立足我国现实,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改造提出思考和完善路径。     

论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

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源于刑事被指控人自身所享有的辩护权,其理论基础至少包括控辩平衡,刑事程序主体理论,权力制约,公平审判和追求案件真实、保护无辜等。律师权在涵义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刑事被指控人有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免费帮助的权利。     

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及分类

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是当下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见解。造成学界在构建排除规则不统一的原因主要为：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认识不统一以及对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没有全面认识。对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即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定义进行尝试，并对刑事非法实物证据作一个分类，可以为学界在构建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提供参考。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审查逮捕规范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研究

《刑事诉讼法》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明确将社会危险性作为审查逮捕的核心条件.在审查逮捕规范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的充分性与审查时间的限定性存在矛盾,评估结果未得到合理充分利用,相关法律知识宣传不到位,社会公众知悉度不高.统一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标准,构建双向说理机制与审查协作平台...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全面的职能观,在具体的执法办案活动中正确把握运用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起诉权,积极探索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健全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相适应的繁简分流工作机制．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公诉、监所监督、民行检察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技术侦查措施、简易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尤为重大,需要检察机关调整观念、创新方法、积极应对。     

试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之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已试行了数年,然而基层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实践依然很少。文章结合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在审查逮捕阶段发挥其化解纷争、促进和谐、服务经济社会的作用。     

刑事印证初论

刑事印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明方式,它具有层次性;刑事印证的表现形式为证据链,核心为证据联结点;证据联结点的差异有合理的差异和非合理差异、重要的差异和非重要的差异之分,证据间的一致有实质一致和虚假一致之别;对既具有间接证据也有直接证据的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达到全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可,对全部据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则要达到证据链的闭合性.     

贿赂犯罪中的作证问题研究

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刑事再审证据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刑事再审证据集中折射出一国法治理念、刑事立法价值、人权保护等诸多方面,也是最为复杂、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类证据。其与普通证据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性,也具有独特的特征。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再审证据存在较多的争议与质疑,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构建起刑事再审证据的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就刑事再审证据的概念、分类、价值、内容、采证等一些基础...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机制探析

实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的有效运作需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其中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能性质和刑事和解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其要对刑事和解过程实施内外监督，而控申部门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其成为刑事和解过程的主持者，同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遵循当事人意愿，依法、公平、公正地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