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球卫生治理--以世界卫生组织改革为主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国际社会遇到的极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但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构成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作为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致力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为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薄弱环节的"补位者"以及全球抗疫规范和技术的"提供者"。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通过机构改革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卫生安全形势,优化和提升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特别是在谭德塞担任总干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广泛的改革",将项目规划、应急能力建设、对外关系和治理以及组织规范与标准作为其改革的四大支柱,使其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样也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国际社会唯有诉诸通力合作、彰显责任担当,共同为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体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运作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新冠肺炎疫情方能尽快平息,全球卫生治理才能真正进入健康的运行轨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有其独特的现实背景、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不足以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危机,主要西方国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退,而应对疫情的中国模式成效显著。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团结互助,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倡导向疫情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卫生议题中的处境,提高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参与度,也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建设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加强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高度的责任感、秉持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推动了国际防疫合作的不断深化,抗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话语权。结合目前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现状,可从三个维度分析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实现路径:通过参与机制建设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将综合实力转化成合作防疫的结构性话语权,以及在主动传播合作抗疫理念中提升道义性话语权。     

热烈祝贺诸城市卫生防疫站疾控中心大楼落成启用暨建站五十周年

诸城市卫生防疫站成立于1956年,是全市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监督和公共卫生技术管理与服务的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承担政府赋予的卫生防病和卫生监督职责,依照《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承担全市的公共卫生许可审查、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执法监督与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警与处置、监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促进等工作。五十年来,在诸城历届党委、政府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     

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对网络发展中国家产生诸多不利,直接损害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纵容了网络国际犯罪。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有效的机制和框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从而在法律制度及对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方面存在认识分歧。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尤其是在网络将世界各国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地球村"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针对跨国网络问题,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构建合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发挥传染病防治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主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自1989年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暴露出若干短板和不足。随着传染病种类的增多、防控难度的增大、防控手段的变化,要尽早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建立更加完善、确定的法律制度,补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制机制短板。本文在总结《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修法历程,分析《传染病防治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修法建议,供立法和决策参考。     

中国国际警务合作的挑战与路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考量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背景下,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示出的时代性、全局性、系统性优势,为国际道义提供了伦理准则,为全球治理指明了行动方向。当前,中国国际警务合作面临着合作效率不高、合作依据缺乏、合作难度加大、合作范围有待拓宽的现实困境,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秉承合作共赢理念,发挥主导作用,创新合作机制,夯实法律体系,打击跨国网络犯罪,扩充人才储备,深化全方位合作,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中贡献中国力量。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国家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

全球卫生问题本来属于发展议题,然而鉴于频发的传染病危机和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美国逐渐从国家安全视角来审视和应对全球卫生问题,美国军事部门(国防部)也日益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活动。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构建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开展"医疗稳定行动"和以卫生合作为手段来强化伙伴关系。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呈现出两个特点:部门协调一体化和指导理念"安全化",其全球卫生行动已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赋能器"。本文认为,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已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亦即美国利用军事卫生资源,护持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毋庸置疑,美国军事部门的全球卫生参与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这种"国家安全至上"和"军事化"的全球卫生活动参与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全球卫生目标之间达成平衡,国家安全目标被置于全球卫生目标之上,有碍于全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美国全球卫生活动中的军民一体化也危及了民间组织在全球卫生活动中的中立地位,不利于民间组织在全球卫生活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际卫生法的新使命: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通过两个国际规章来控制疾病的跨国传播,本世纪通过了《国际卫生法规（2005）》与《烟草控制条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处理好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地区和人民的公共健康问题,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建议其与国际组织、国家、企业、基金、民间组织合作,达成全球公共健康框架公约,有效改善穷国的卫生条件,帮助他们进行能力和机构建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卫生法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承担的新使命和发展的新契机。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缺陷及方法完善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采用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 ,实际上是将复杂的国际产品责任案件的法律适用过分简单化 ,忽视和掩盖了其他与产品责任案件具有更密切联系的连接因素。我国应在借鉴国际公约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完善立法。     

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必要的;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未形成。我们应根据国际法则与我国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除了侦查人员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人权意识以外,对现行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必要的。     

论自由贸易区试验下的反洗钱监管法制

自由贸易区试验下频繁流动的跨境资金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必然对自贸区及整个国家的反洗钱工作形成挑战。犯罪分子通过多种方式利用自贸区洗钱或进行恐怖融资,严重影响自贸区的国际信誉,冲击国家金融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我国应当进一步落实FATF《新四十项建议》,同时借鉴发达国家针对自贸区洗钱的反洗钱经验,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自贸区反洗钱监管法制。有必要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多层次的监管法律体系,全面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式,同时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下协调中央与自贸区及各部门之间的监管,在国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试论转基因产品贸易措施的合法性

随着全球转基因产品种植面积的扩大,人们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担忧与日俱增,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关于转基因产品的贸易措施,以保证本国国民生命健康和环境免遭破坏。WTO成员要想成功援引《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必须满足以国际标准为基础、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保护水平适当和有关同等待遇的规定等适格性条件。我国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体系、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但还须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立法、尽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相关规则与标准、建立转基因产品风险评估技术体系。     

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对策建议

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不仅可以学习其先进理念和项目管理经验,最大限度地获得项目资金和技术援助,而且有利于我国的扶贫攻坚事业和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制定专门的法律、规章,约束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制定相应的注册登记程序。应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去指导和管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协调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政府与本地非政府组织之间、本地非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财会制度和审计制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应建立较为稳定的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和进行对话的渠道和沟通的机制。国际非政府组织应主动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沟通情况,获得支持。     

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的立法工作

当前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典型表现为八种类型法律地位,由于双重管理体制等原因,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工作存在缺乏统一立法、登记注册难、税收规定有待完善、工作人员权利义务缺乏明确规定等困难,我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亟待加强立法工作。立法过程中应该遵循在法律价值层面明确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制定统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法》;明确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明确税收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