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释之争的关系——兼评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打着“弄清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的招牌,实际上是为江青梦想当女皇制造舆论。武则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的功过是可以研究的。然而梁效的文章根本不是研究武则天,他们所谓的“弄清历史的真相”,却恰恰是歪曲历史的真相,把一部阶级斗争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他们所谓的“总结历史的经验”,则是从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寻找统治术,为他们对广大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服务。今天,“四人帮”已被彻底摧毁,流毒正在肃清。现就武周与李唐皇位的更迭中,如何运用儒法两家学说以及道释两种宗教为自己服务的史实,加以阐述,兼评梁效谬论。     

西汉盐铁官营与桑弘羊之死——评梁效、罗思鼎关于《盐铁论》的黑文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他们直接操纵以梁效、罗思鼎等署名的写作班子,以谈历史为名,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三年,罗思鼎(康立)炮制了《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扎记》,紧接着,梁效又抛出了《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南北呼应,一唱一和。这两篇黑文,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他们借批判汉昭帝时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这个所谓“大儒”和贤良、文学这些所谓“复辟势力”为名,借古     

儒家“富国强兵”思想略论

孔子、孟子和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和言论构成了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石。儒家认为：“国富”是“兵强”的基础,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根本,有民才有国,民富则国富,并提出了“强兵以仁”的观点。     

论贾谊散文中的忧患意识

贾谊是西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作为儒家的传承大家,深具儒家所倡的忧患意识,贾生之忧患意识与散文的联结体现了其忧国忧君忧民的社会使命感,以及淡淡的忧己情怀。     

从秦代到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

秦王朝建立后到西汉中期,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儒法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代表了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是坚持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倒退回去搞奴隶制的分封制;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这是关系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法家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李斯、汉高祖、吕后、贾谊、晁错、汉武帝、桑弘羊等,儒家小丑有:     

闲说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声名显赫的人物,也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生于882年,死于954年,活了72岁。史载他“事四姓”、“相五帝”,在五代中四个朝代当了20多年的宰相,从传统的观点看,此人节操很成问题。他一直受到儒家的攻击,写他有奶便是娘,丧尽气节,只     

毛泽东欣赏的三大政论家

毛泽东爱读史书,喜欢评骘历史人物。他尤其喜欢读那些纵论治国的政论文。他极为欣赏的政论家有三个,一是西汉的贾谊,一是初唐的马周,一是中唐的刘蕡。     

先秦法家的教育文献——读荀况《劝学篇》

在评法批儒,研究法家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因为手中没有真理,只好惯用骗术,企图瞒天过海,掩人耳目。对于我国历史上一些有杰出贡献的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教育思想,他们往往打不倒就拉,骂不倒就捧,抹杀不了就加以篡改,说成是他们的同伙同宗,明明荀况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却被故意说成是儒家,甚至捧为“大儒”;明明很多法家既提出了进步的政治主张,也相应提出了进步的教育主张,却被一笔勾销,胡说是“法家无教育”。可见,     

“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

“山药蛋派”小说的故事结构集中，不注重场面描述；叙述方式追求可“观”性；刻画人物在正反对应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用“外号”概括人物特点；处理生活事件追求“戏剧化”效果；注重人物语言和语言的动作性，较少运用形容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山药蛋派”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既体现了这一流派作家平民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也明显昭示了他们与山西地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     

论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亦即儒家经义法律化的过程。西汉儒臣发起的“以经决狱”,把经义置于法律之上,运用于审判实践之中,因而首先从司法领域吹响了经义法律化的号角,拉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序幕。东汉儒臣接着发起的“以经注律”,为儒家化运动又找到了新途径,打开了新局面。一个由经师大儒组成的注释法学派,其势有如异军突起、他们以经注律的结果,几乎把法家制定的律文一条一条地全部打上了儒家的印记。两百年“以经决狱”的蓓蕾,两百年“以经注律”的花朵,最后又在历时四百年的“以经立法”中结出丰硕之果。“以经立法”终于把“法”的形式同“经”的内容统一了起来。     

寻求“中道”——儒家之法的精神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古代法是儒家之法。仁学“中道”思想是儒家学说之“道统”,亦是儒家之法的“法统”。仁学“中道”的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中正”、“中和”、“时中与权”三个方面,原始儒家在论析与处理德与刑、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人与法、讼与无讼等问题上都很好地运用了“中道”的思想与方法。在当今“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儒家仁学“中道”思想仍有其普世价值,必将随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走向世界,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国际法则中显示其积极的价值和作用。     

王充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王充、(公元二七年——约九七年)是东汉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批判儒家的唯心论先验论,是王充批孔反儒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充批判儒家韵先验论,是在“独尊儒术”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开始走向反动。当时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威胁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地主阶级历史地位起了变化,由原来代表革新力量的阶级,变成了代表反动力量的阶级。地主阶级为了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就必然要抛弃革新、前进     

浅谈梁启超的政治法律思想

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对梁启超的评价是偏低的,甚至认为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列宁曾经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梁启超在他的一生活动中,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所提供的新东西确是不少的,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应低估的。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和变法维     

孔丘的治学、教学精神和教学方法

孔丘是一个影响很大、争议甚多的历史人物。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由于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反动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所以孔丘遭到历代革新家的批判。解放以来,为了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和影响,在思想政治运动中也批判了孔丘,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得继续做这项批判工作。“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另     

论法家的名称、缘起和师承

法家作为一个学术派别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文献中虽无“法家”之名,并不影响法家存在的客观事实.“法家出于理官”说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揭示了法家思想的文化渊源.法家思想与诸家思想相通.法家的师承关系可以追溯到儒家.儒家的子夏一派成为由儒家到法家转化的关键.在转化过程中,注重社会秩序重建的《春秋》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法治

一对于“人治”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认为是指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实际上,人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特定的含义。在我国历史上,人治是儒家倡导的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儒家的始祖孔子说过: “为政在人。”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②这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人,取决于有无贤明的君主。至于人与法的关系,虽然儒家从未完全否     

《鵩鸟赋》与《世兵》篇之异文考

对于《鹖冠子》一书，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本文贾谊《鵩赋》与《世兵》篇的异文着手，试图解决贾谊是否因袭先秦古书问题。     

浅议“以法治吏”

中华法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法治吏,历史上每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强调的重点。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儒家主张以道德礼制为中心,化民成俗,拱手而治,天下归仁,即所谓“为政以德”,也就是每为今人所不满的我国古代的“人治”观念。事实上,儒家的“人治”并没有完全排斥“法治”的功能,这一点,早已为学人们所认可,关键是富有理性且应有建树的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并加以借鉴。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服鸟)赋》与《世兵》篇之异文考

对于《鹖冠子》一书，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本文贾谊《(服鸟)赋》与《世兵》篇的异文着手，试图解决贾谊是否因袭先秦古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