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法典立法技术的完善问题

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刑法调整的切实需要,目前国家立法机关已将刑法典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刑法理论界也围绕刑法典应如何修改逐步展开献计献策的研究。本文仅对刑法典修改时立法技术的完善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注意条文结构的科学性 1.刑法典文应增设标题。我认为,在法律条文前设立标题,从立法角度讲,要求立法者对条文的内容加以科学的概括和明示,这给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促进立法的成熟、规范和科学;从司法和守法的角度看,这种条文标题化的规定非常有利于对法条的准确把握与正确适用。因此,应当承认,对法律条文设立标题的方法,是一项科学的和进步的     

论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及其实践——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条文的规定进行解释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这种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同,决定了法官解释刑法条文的基本立场和实践效果不同。形式罪刑法定原则脱离生活实际,割裂了法条文字与承载的价值的关系,奉法律条文的文字形式为圭臬,其实践后果常表现为机械司法、恶法亦法;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将刑法的正义价值推向极致．主张法官根据个案的需要,依据正义的观念适用刑法,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辨证罪刑法定原则认为,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刑法的正义价值为统帅和导向,在法律文字可能的字面含义内最大限度地寻求正义的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及其基本精神

罪刑法定从口号的提出到原则的形成无不体现“不定罪、不处罚”的侧重面,所谓“两点论”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原意,也与设立该原则的初衷相悖。罪刑法定的侧重面集中表明这一原则所要体现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我们不能因为刑法尚不完善而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贯彻实行;正确理解刑法条文的内容理应立足于刑法的立法原意,着眼于有条件地适用“举重明轻”的原则。     

要正确引用刑法条文

刑事判决书中引用的刑法条文,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只有正确地引用法律条文,才能使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充分可靠。有的判决书只注意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而忽视对法律条文的正确引用,出现错引、少引、漏引和引用条文紊乱等现象,定罪量刑的依据不充分,不准确,有损于司法机关的威信。这种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引用刑法条文,要注意以下三点:     

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

由于刑法规范不是为了表达立法原意而存在的,且立法原意在相当多的场合也难以把握,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揭示立法原意。刑法解释的目标也不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在技术上没有制约作用。重要的是合理地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刑法解释的合理结论。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运用广泛,可以实现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目的,使刑法规范和用语的解释相互协调。     

案名:湛某某、徐某某敲诈勒索案 主题: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的理解和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在刑法中增加了限制减轻处罚幅度的规定,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本意看,主要是为了防止法院在量刑时决定减轻处罚幅度的恣意性。但是在实践中,不同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却出现了分歧,主要集中于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多个减轻处罚情节或者具有"减轻或免除处罚"[1]情节时,对其量刑是否必须受到该条文对减轻处罚幅度规定限制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案例,从理论和司法实务两方面对该法律条文理解和适用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探讨和研究。     

论刑法个罪立法技术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自1978年刑法制定以来,先后颁布了十五个单行刑事法规、刑事决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新的立法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无论在立法内容的周全性,还是立法技术的规范性方面都有了许多变化。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在个罪立法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在罪的规定性方面,改变以往多罪一个条文的概括状况,形成一罪一个条文,一罪对多个条文的合理结构。在79年刑法之中,立法条文中不乏多罪一条文的情况,其中有二罪一条文,也有三罪甚至四罪、五罪共一个条文,如刑法第106条包     

关于刑法解释几个争议问题的思辩

法律不但有立法原意,而且通过表达法律意思的文字,也可以找到立法原意。由于文字的复杂性,立法者在立法时可能对文字使用得不准确,因而立法的原意可能被表达得有些模糊,这就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解释法律的主体,只能是立法者和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而法官目前没有司法解释权。     

刑事制裁在经济立法上的处理

要研究刑事制裁在经济立法上的处理,首先要研究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规范是构成经济法规的细胞。为了使经济法规制定得更加完善和能够得到正确的适用,在制定经济法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经济法律规范的研究。经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必须完备,即每个经济法律规范应由假定、处理和制裁这三要素所构成。只有上述三要素完整地规定和表述,经济法律规范才是完善可行的。经济法规的条文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文字形式,但法律规范不等于法律条文,在一个法律条文里甚至在一个经济法规当中,不一定必须把某一经济法律规范的全部要素都表述出来。如对严重经济违法的规定,假定和处理可以规定在经济法规当中,而制裁却要在刑法中才能找到具体的规定。如果在刑法中没有这项刑事制裁规定,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生命的守护还是疏离——评醉驾入刑的情节

鉴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意外、危害公共安全的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修正案（八）》适时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是,单从《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条文本身以及立法原意来看,醉驾入刑似乎并不需要考虑情节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对待此问题上的看法也不相一致。为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该问题进行梳理、论证,以树立“情节”在醉驾入刑中的核心地位。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兼析为收养而偷盗婴儿的行为应否定罪

对于罪刑法定的把握,不能盲目地将行为事实与刑法条文机械地对应,生硬照套刑法规范的文字术语,更重要的是从本质上考量立法精神,准确理解刑法规范的完整内容和立法趣旨。罪之法定中的“罪”,是指类型化了的罪行,不是简单地指罪行实施的具体形式、方法和步骤。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禁止司法解释,二者相辅相成。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要求,但扩张解释应被允许。     

试论类推罪名的确定

刑法中的类推,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形事责任。类推,可以分为立法类推和司法类推两种形式。一、立法类推的罪名确定立法类推是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方法。陈丕显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作的     

"伪造信用卡"是否包括"伪造空白的信用卡"——对《刑法》第177条第四种行为方式的解析

《刑法修正案(五)》中对现行刑法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增设了第177条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该条罪状明确区分了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为两种不同对象,且以数额差别来规定不同的入罪要求。根据对该条文立法原意的解析和对信用卡犯罪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伪造信用卡"理应包括"伪造空白的信用卡"。     

刑法应当客观解释

在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围绕着刑法解释的目标,一直存在着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的纠葛以及形形色色的折中观点：一、主观解释说。刑法的主观解释理论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就在于探求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的真实立法原意,该种解释理论又被称为立法原意说。主观解释理论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主张,又由于刑事古典学派内部存在着前期旧派和后期旧派的分野,在刑法解释的学说史上就先后出现了旧主观说和新主观说。     

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

刑法解释做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在刑事法体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对现行生效刑法解释的实证分析后,可看出解释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刑法解释的"入侵"立法现象,固然有其实用价值和即时作用,然而,对刑法解释的功能性考察,必然要求"立法的归于立法,解释的归于解释",使得刑法解释作为刑法立法到刑法司法的良性承继,发挥其明确、安全、具体、可操作的功能。立法原意的重新解读和挖掘,或可为这种承继发挥作用。     

刑法立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是指在需要进一步明确刑法规范具体含义或者因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刑法适用依据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定程序对刑法作出的专门性解释文件;其形式专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特别标明解释刑法条文的规范性文件;其程序包括提出草案、拟定议案、审议和通过草案以及公布规范性立法解释文件;在当前我国国情之下,对于立法解释的存废问题,主张在肯定刑法立法解释合理性的前提下限制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     

从旧兼从轻：刑法适用的“准据法原则”——兼论罪刑法定原则蕴含的程序法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犯罪分子1997年9月30日以前犯罪,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59第2款的规定。我国新刑法第12条对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为了指导司法实践正确地具体适用刑法第12条有关溯及力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了《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中的不少规定在相当程度上都突破了新刑法第12条的条文规定,在准确把握立法原意的基础上较好地…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关于“不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但该条文第六款之规定却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本文从此款规定的缺陷入手,分析该条文中违反刑法基本理念、违背立法期待以及容易造成司法实践混乱的不科学之处,并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旨在于促进该刑法条文的完善,提高刑事立法的技术性,以适应当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践要求。     

中国奴隶社会刑法基本原则初探

中国奴隶社会刑法基本原则初探宁汉林刑法的基本原则既是刑事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又是适用和解释刑法条文的指导思想。张斐《注律表》＂刑而上谓之道，刑而下谓之器＂，就是总结西晋以前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条文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反映出刑法原则与刑法之间的指导与被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