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的“中国”问题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法治化问题。其次才是司法问题。司法权的重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需要，而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则又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结果。因此，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司法制度，形成一个以理性与民主精神为灵魂和价值取向的强大的司法权，维护理性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必然是研究中国司法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司法权问题，必须且不能不将司法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摆在中心的位置。     

传媒与司法的博弈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逐渐成熟起来的权力类型，成为社会普通民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立法、行政与司法权）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都具有社会职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传媒是一柄“双刃剑”，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组织体系改革

任何国家权力的运作,均离不开一定的组织。司法权像其它国家权力一样也需要一定的组织才能运作。在任何国家,司法组织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各类、各级司法机关有机组成、相互密切联系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体系。司法组织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司法组织体系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司法权运作的效果。     

论媒体与司法的内在规则与外在效果

司法活动和媒体表达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司法权可以裁处媒体的行为,媒体的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冲突,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公民私权的矛盾。媒体可以监督司法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表现为言论自由与独立公正审判的矛盾。媒体与司法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两者的合理要么维持原有社会秩序,要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

对行政规范进行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排除了对行政规范的审查,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亦与依法行政的宗旨相悖。故此,应将行政规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并从司法审查的方式上进行完善,以期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     

刑事司法中的犹豫——兼谈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发展

犹豫是刑事司法权行使的固有禀赋之一.刑事司法中的犹豫制度可以分为侦查阶段的移送犹豫、检察阶段的起诉犹豫、裁判阶段的宣告犹豫和执行犹豫等.从保障被追诉人享有不脱离社会权和复归社会权、克服刑事司法中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增进社会的总福利与总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的宽容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思考,犹豫制度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实证分析表明,现行不起诉制度呈现出不良运行的态势,表明我国刑事司法权的行使带有较强的刚性和机械性.刑事司法改革中需要在司法理念、刑事政策、制度构建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探索,拓展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以改进刑事司法的僵化禀赋,促进司法的社会效果的提高.     

和谐语境下行政案件司法权运行探究——以司法权运行场域为视角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On the Mo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Trial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place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法律解释抑或司法造法？ ——论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定位

先在于政治国家、超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形态、处理争议事件的市民性司法权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后来政治国家权力体系中以国家名义行使的司法权首先是市民性裁判权,然后才是宪政意义上的政治性司法权。无论是市民性司法权还是作为政治性司法权,都具有法律解释、司法造法的属性。禁止司法造法主要是指禁止司法机关像立法机关那样主动立法、抽象立法,并不反对司法机关在具体纠纷处理过程中的被动性、补充性立法。案例指导制度作为规范司法权行使的制度,既是法律解释机制也是司法造法机制。     

司法的民主角色与民主责任——解读司法民主

近年来,司法的"民主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司法民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并没有像诸如政治民主、财政民主、基层民主等概念那样获得普遍的认同,对于这一概念人们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要理解司法民主概念的理论价值,有必要理解司法的民主角色的转变和民主责任的加强。对于"司法民主化"的实践需求,须要注意的是,司法民主理论的合理性并不能直接证成司法民主化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司法民主化实践存在着"过于"民主化的危险,从而使司法权丧失应有的权力制衡和居中裁判的功能。     

司法的限度：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

我国法院从司法改革初期积极扩张司法权的一端,转变到面对社会矛盾复杂性而采取自我限缩策略的另一端,暴露出司法权运作边界模糊的问题。社会需求决定了司法的供给,但司法权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机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当事人人数的多少、案件的复杂程度等都会影响司法权的能力。司法权应当恪守自己的边界。对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保持克制,是司法权威的必要保证。     

军事司法权能否推定

现代法治要求以权力法定为原则,以权力推定为例外。由于军事法理研究相对薄弱,以及法律与实践的内在冲突,军事司法权受军事统率权控制的制度惯性延续至今,表现在我国军事司法权配置中存在许多权力推定现象。基于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以及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治军方针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军事司法权属于国家司法权的理论定位,在军事司法权配置实践中,应当严格限制军事司法权的推定,逐步实现从权力推定向权力法定的过渡,军事领导机关不宜再行使军事司法立法权,军事司法机关也不宜再行使军事司法解释权。     

“人民的法院”与陪审制度——经典作家眼中的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陪审制度正是作为由人民参与法庭审判,从而保证人民的观念与社会的良心在司法中得以实现的必要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陪审制度与宪政关联的论述,阐明了陪审制度的性质、地位以及在确保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权力、保障人民自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检察权司法职能的再思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性.这种本质属性是通过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从检察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来看,检察权应承载司法职能.本文在提倡检察机关应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导致检察权司法职能弱化和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司法功能,才能实现检察权参与社会管理.     

民事执行权定位问题探析

作为一种强制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能力与可能性 ,民事执行权在属性上既不是纯粹的司法权 ,也不是完全的行政权 ,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权力 ,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介于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 ,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分析民事执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不仅利于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权的性质 ,而且对于完善民事执行理论、合理设置民事执行机关、科学规范民事执行程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理论反思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优化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现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领域的重要理论主题。对司法职权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司法权的解读。法院司法职权是国家司法职权划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合法性、程序性、公正性、权威性等一系列特性。我国优化司法职权的工作已经走过了较长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司法公正,值得我们反思。     

社会转型背景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以陪审员与法官"同职同权同责"为基轴设计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脱离了传统城乡二元社会正在转型的现实背景,不可避免地将改革导向"精英化",并难以避免各种异化现象发生。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必须与二元转型社会结构相适应,以陪审员与法官分职分权为基础,构造参审制与陪审制结合、平民陪审与专家陪审共存、常识判断与专业判断并行的陪审制度二元结构体系。在以平民陪审践行司法大众化的同时,也可以以专家陪审补足法官职业化不足的缺失,以有效提升司法的品质。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构造,行政诉讼除了具有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外,还不得不重视权力分立的价值,即在行政诉讼注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审查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入,从而妨碍行政权的独立行使,这就是司法审查强度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重视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     

The Judge as 'Political Advisor':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rt

The recent opening under the 30-year rule of official papers concerning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1971 makes it possible to reappraise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this short-lived statute and also more general implications of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at a time of acute political crisis. The papers shed new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udiciary, in particular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rt, Sir John Donaldson. The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f how the judicial and political arms of government dealt with social and industrial upheavals and they prompt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s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is argued that, in 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constitutional law scholars have hitherto concentrated on executive influence on the judiciary and tended to ignore the extent to which judges may secretly influence politicians.     

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

基于"法的实质化"的背景,以司法制度史与司法学说史为双重线索,将法律职业化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对转型期中国司法制度设计的主导理念——形式主义法学及其实践与当代社会现实错位的现象作了法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进而,结合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对以"非道德权利观"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人"职业蓝图"在当下社会阶段性挫折的根源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反思。最终,提出了将"契约式程序主义"作为填补"道德真空"状况的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