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对危房改造的责任追究透析——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的反思

探寻针对浙江奉化塌楼事件的责任追究路径可对类似的危房整治行动提供一些借鉴。城市化进程中的危房事件由多种原因造成,主要原因是非人的城市化、政府监管缺失、建筑承包方缺乏资质和躲避责任、居民野蛮装修和过于依赖政府、市场运转和社区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就城市化危房改造中的责任追究而言,政府应对其负历史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完善对自身的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理顺建筑主体的行业规范,做好对相关居民的补偿和动员工作,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救济制度。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释读与构建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兴起是建设责任政府和生态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我国现行党政干部任职的短期性和流动性特征,使破解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失职与失责以及责任追究成为难题。构建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政府的生态责任心、生态公信力、生态公平性以及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但是,目前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启动标准不确定,追究主体、追究对象、责任承担形式均不明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与"人性善"假设的统一,其制度建构则要达到启动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追究主体的分工与合作的统一、追究对象的分别担责与共同担责的统一、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以及制度建设的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失犯罪问题——兼与日本对比研究

我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过失犯罪危害严重,主要体现在交通、环境污染、生产安全等领域.我国过失犯罪对策不稳定,社会接受程度低,过失的认定存在漏洞又过于严苛；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对于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追究不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过失犯罪问题与日本相似,应在三个方向借鉴其经验:加强推进法制框架内的应对,积极发挥司法功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政府责任与追究制度的新发展及要求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必须以负责任的行政作为重要保障和前提,关键是落实政府的责任及其追究。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有些部分专门强调了对政府行为的责任与追究机制以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其中在政府责任制度领域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政府组织责任的法定化,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发展,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发展。     

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困局分析

对于健康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系统而言,良性运作的行政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由于认识理念的偏差、理论研究的薄弱和立法进程的迟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实践中,还普遍存在法律约束薄弱、责任追究主体缺位、责任追究事项范围模糊、责任追究对象错位混乱、责任追究程序失范和责任追究效果不佳等显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离散的、区域性的,但总体上带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不仅使制度框架形同虚设,也不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重塑政府公信力,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总目标,值得认真反思并予以及时修正完善。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当前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缺陷及成因

当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存在着责任分配不清、责任实现无力、责任追究不力等问题。这既有责任虚空、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等政府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分类管理不科学、沟通渠道不通畅等公共管理层面的原因,还有＂全能政府＂、＂官体位＂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因等。     

论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实现

在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体系中,人大是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和追责主体,但其监督和追责职能的制度规定与实际履行的差距依然明显。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职能定位应当坚持中国特色取向、人大权责一致、职能定位过程以及生态相对优先的基本原则,应当既要说明人大中由谁来追究责任和追究政府中谁的责任,也要考察追究政府什么性质的责任和人大如何追究政府责任。制约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症结点主要在于人大自身建设的不足、生态社会力量的薄弱以及作为追责对象的政府掣肘。因此,针对上述症结点,运用公共管理创新理论,推进人大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实现的主要着力点应当在于不断提升人大追责动力和能力、培育成熟的生态社会力量和构建新型的合作追责模式。     

当前建设责任政府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各级政府所确定的价值取向。当前,建设责任政府面临法治建设缺陷导致责任追究缺乏刚性、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分割导致责任不易明确、人事制度的保护导致责任不易追究等困境,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应采取健全法律体系强化责任追究、实行问责制、增加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等措施,加以解决。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澳门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与个人责任的互动——来自一项实证的检视与思考

澳门居民如何看待社会保障中的个人责任和政府义务的关系,对于澳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影响重大。本研究于2015年6月25-30日运用电话调查(CATI)访问了1045位居民关于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与个人责任的认知及态度。研究结果显示,较年长(≧65)、较年轻(25)、家庭主妇都较高认同个人责任,有大专或以上教育水平却较低认同个人责任;家庭收入较高(≧40,000澳门元)的被访者较高认同政府义务;较年轻(25)的却较低认同政府义务。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义务的落实有较高期望,但仍坚守个人责任,而传统孝道价值观与政府义务和个人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它们启发了澳门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和个人责任的合理配置模式。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我国失地农民问题中的政府责任综述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的数量与日俱增。文章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着重分析政府在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制度、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及监督机制五个方面的责任缺失，提出政府责任在解决当前失地农民问题中的路径完善。     

论食品安全犯罪监管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监管不力,监管不力的症结在于对监管主体缺乏有效监督和责任追究,从而致使食品生产、经营者变本加厉地坑害消费者。因此,改变这种责权相分离的监管状态,应重新划定政府监管部门的规则边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促使其履行自己应有的监管职责,真正发挥其在整个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解决监管不力、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是责任政府的应有体现和当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政府责任追究制与决策科学化

由于为人民服务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所决定,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必须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应该对其所有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政府在行政决策中的责任,政府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何追究政府行政决策的责任,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群体性涉访事件防范机制研究

防范群体性涉访事件发生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工作,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思想上不重视防范工作,在行动上不完善防范机制建设,而上级部门缺乏对县市一级防范工作的有效监督,致使群体性涉访事件频发,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只有从预防矛盾、化解矛盾和责任追究机制入手,才能更好地强化群体性涉访事件防范机制建设,公安机关更要充分发挥情报信息主要搜集者、风险评估重要参与者、矛盾化解直接推动者的作用,促使群体性涉访事件防范机制得到更好落实.     

宪法实施中的违宪责任追究问题探讨

违宪责任追究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宪法监督的权力,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由于违宪责任追究体制不合理、违宪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违宪责任追究对象不完整、违宪责任承担形式不健全、违宪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现行宪法规定的违宪责任追究制度长期处于虚置状态,导致违宪责任在我国不被追究。要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就必须构建有效的违宪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建立复合型的违宪责任追究体制,明确违宪责任认定标准,拓宽违宪责任追究范围,健全违宪责任承担形式,完善违宪责任追究程序。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推进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思考

推进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既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也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有效之举,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然而,当前我国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推行中仍面临一些棘手的难题。因此,对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进行思考并探求破解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元治理”研究——以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简政放权作为我国政府下一步改革的目标。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一放了之"。政府仍应牢牢把控其核心价值,"元治理者"是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最适宜的角色。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一招。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打破了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的地位,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仍应扮演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中的"元治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多元合作供给的激活者、协调者和责任者。元治理对政府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从完善人事制度、优化组织结构、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责任分担机制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提升元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