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能动履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一周年之际,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释放依法从严惩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强烈信号,全面揭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态势特点,彰显了检察机关依法全链条从严惩治的鲜明立场,展现了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推动追赃挽损和综合治理的积极作为。本批典型案例共11件,各具亮点,对各地检察办案具有借鉴意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赃挽损的困境与司法对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损失能不能挽回是被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资金流转的复杂性、共同犯罪结构变异性、退赔责任规定原则性，传统犯罪刑事对策并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涉众型网络犯罪追赃挽损的需要。为此，应积极发挥能动司法观，运用司法的实质推理、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积极解释等法律方法，用足用好现有刑事立法的规定，积极构建刑事追赃挽损机制，对立法滞后性与模糊性进行补位，积极应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问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逃匿人员追赃挽损问题探析

<正>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被害人而言，最关注的是被骗资金的追回。本文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逃匿人员追赃挽损问题展开讨论。一、对逃匿人员追赃挽损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案双查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长期以来受“重刑事追诉、轻财产处置”司法观念影响，实体程序设计和司法实务都将打击违法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定罪量刑作为重心，轻视财产处置。     

协同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追赃挽损——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与财产处置研讨会综述

<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追赃挽损与涉案财产处置难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影响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2023年7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指导，浙江省检察院、最高检刑事检察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协办，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承办的“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与财产处置”研讨会在余杭区召开。与会专家围绕“虚拟货币属性及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与共犯责任分配”“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人员的刑民责任衔接”“涉诈资金先行处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等议题展开探讨。     

虚拟配资交易平台诈骗案件的办理思路及方法

对于犯罪分子未经许可开发运营虚拟股票配资平台,并扮演“荐股老师”诱导被害人反向操作、频繁交易,应根据是否诱导投资者产生错误的盈利预期、故意扩大投资者亏损风险,准确区分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检察机关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全流程推进追赃挽损工作,有效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宽严相济等制度政策,将退赃退赔作为是否从宽及确定从宽幅度的重要条件,督促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退赃退赔,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赃挽损难题。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分类分层处理的检察进路

检察机关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时，坚持分类分层处理的思路，对于适应案件形势发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具有重要的意义。应按照先分类后分层的方法，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不同环节、类型的犯罪行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适用罪名；对于同一层级的行为人，综合考量地位作用，准确认定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分类分层处理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需要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沟通联系，并合理分案处理，共同推动落实。     

主犯退赃退赔的兜底属性与实现路径

在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中，追赃挽损工作面临挑战。在应然意义上，传统观点所主张的首要分子、主犯对所有退赃退赔数额承担责任，其实并不是一种排他的完全责任，而是一种在从犯退赔基础上的兜底、补充性责任。在逻辑上，首要分子、主犯承担退赃退赔责任的前提是，需要明确其他从犯退赃退赔的边界，即首要分子、主犯承担退赃退赔责任的范围，应扣除其他从犯退赃退赔的数额。首要分子、主犯由于“罪深刑重”，其退赃退赔的动力明显不足。对于经济犯罪、财产犯罪，首要分子、主犯退赃退赔应与其量刑挂钩，否则退赃退赔可能是“空中楼阁”。在退赃退赔应与其量刑挂钩的理论预设下，法益恢复理念可能是比较适宜的理论根据。     

非法集资案件全流程追赃挽损的实践

在网络背景下，由于证据固定难，导致非法集资案件出现后续追赃挽损困局，追赃挽损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同时在多维监管下部门职能也相对比较分散，这些都直接影响全流程追赃挽损的工作成效。以“书画宝”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办理为例，通过能动、创新、充分履职，积极探索构建“网上平台快速‘核赃’+提前介入引导‘追赃’+因人施策促成‘退赃’”的全流程追赃挽损新模式，可有效破解追赃挽损工作难题。     

两岸涉虚拟货币犯罪问题的比较审视与因应策略

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性、隐匿性、全球流通性、交易快捷性等特征,已成为洗钱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当前,海峡两岸执法司法机关在打击惩治涉虚拟货币犯罪时,面临资金追踪困难、追赃挽损低效、价格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分析比较两岸相关规范基础上,从检察实务视角出发,可通过优化个案处理、深化类案治理,延伸监督触角、拓宽“检察+”,强化素能积蓄、提升普法质效等途径解决实务难题。     

中国-东盟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探讨

为回应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本文梳理了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研究文献,回顾了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认为电信犯罪组织结构网络化、跨地区化与犯罪行为专业化、高技术化、欺骗性与"非接触性"是这类犯罪突出特点.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困难在于:司法体制障碍,法律适用问题,证据构建难度大,电信、银行部门缺乏同司法机关的深度配合.近期此类犯罪还将蔓延,受害者向内地省份延伸,单案案值不断扩大,涉及国家还会增加.对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预防措施是建立立体联动的犯罪预防体系,相关各方应加强跨地区警务合作共同打击,加强对银行、电信部门的监管,加强社会公众的防范宣传.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刑事认定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行为较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更为复杂,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参与时间节点、上游诈骗是否需要达到犯罪程度等分别考量;区分是单纯的提供银行卡,还是兼具转账、套现、取现等分别认定.在法律适用时,基于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单独规定,应优先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时则应坚持择一重罪处罚原则;诈骗犯罪既遂后加入且存在掩饰隐瞒行为的,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为补充性罪名.没有证据证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含套件)的,评价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电信诈骗犯罪人犯罪数额的认定研究

电信诈骗是借助于手机、固定电话、网络等通信工具和现代的网银技术实施的非接触式的新型诈骗犯罪.由于其特殊的犯罪方式,使得在司法实践当中难以准确有效地认定其涉案的犯罪数额,给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法律暂无针对性的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对现有的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作出合理解释,通过对数额和情节的双重认定,为有效打击和预防电信诈骗犯罪提供法律依据.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查难点与查处对策研究——以涉众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为例

涉众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体现在抓捕难、取证难、追赃难、协作难、处理难。对策包括建立专职侦查队伍，开展专项斗争；创新侦查机制，实行落地侦查；加强与电信部门的合作；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开展司法协作，打击跨境、跨国电信诈骗犯罪，抓捕境外犯罪嫌疑人。     

案发前已退还的金额应从诈骗金额中扣除

诈骗罪作为侵财类犯罪,其保护重点系被害人实际受损的财产权益或财产状况。至实际案发时,被告人已返还部分诈骗金额,弥补了被害人的部分财产损失,认定诈骗金额时将已返还的部分扣除,既符合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亦具有追赃挽损的良好司法效果,符合公众对规范适用刑法及适当分配刑罚的合理预期。     

电子支付方式下诈骗罪的非纯正数额犯趋势

诈骗罪是纯正数额犯,其构成必须以犯罪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为前提。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电子支付方式下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犯罪,"两高"司法解释突破了诈骗罪纯正数额犯的立法规定,明确根据特定非数额情节亦可定罪量刑。而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小额诈骗与电信诈骗具有相似特征,也面临同样的侦查、证明等困境。立法机关应顺应预防、惩治新型诈骗犯罪的需要,通过修改刑法第266条,正式赋予非数额情节独立定罪量刑的法律地位。     

浅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三个实务问题

2016年12月19日《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施行,为司法机关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本文结合该意见的相关规定,分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法律特点及司法误区、犯罪数额及未遂的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担当等三个实务问题,以期对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有所裨益。     

"断卡"行动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断卡"行动全面激活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的适用,有效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呈现出此类犯罪分工精细化、形式隐蔽化、手段多元化、人员低龄化等特点,同时暴露出案件管辖、罪名认定等困扰及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也给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此,应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健全风险防控机制、落实行业监管职责、健全部门联动、加强法治宣传引导等方式,形成全方位网络安全治理格局.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法律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尽管"两高一部"在2016年就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何适用法律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仍然存在共犯主观明知、诈骗数额、关联犯罪等法律认定难题。解决电信网络诈骗认定中的这些难题,需要结合案件情形以及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对的程序性困境与完善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虽然连续数年的犯罪治理有一定成效，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强隐蔽化、高组织化的特点愈发凸显，实践中也存在着包括指定管辖适用失衡、证据适用不当、涉案财物处置无序等在内的程序性困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适时出台回应了实践需求，立法重心从打击惩治犯罪转向同预防犯罪并重，为解决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程序性困境提供了原则性规定。本文重点研讨限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定管辖并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制度、进一步完善该类型案件的证据规则，以及构建具备诉讼形态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等问题。     

对区域司法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愈发深入,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兴起,滋生出伪造电子凭证、电信诈骗等新型的违法犯罪问题。近年来由我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传入内地的电信诈骗案件频发,这不仅使执法机关及监管部门在履行职能时无法可依,同时也使得违法成本与非法收益之间出现倒挂,令更多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笔者对跨境电信诈骗的作用机理、组织架构、实施特点等进行深入地思考探究,针对跨境电信诈骗难以有效打击的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对策。通过对近年来较为典型的跨境电信诈骗案例的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跨境电信诈骗的特点以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危害,提升社会对此类犯罪的认知程度,从而对电信诈骗进行有效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