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娱乐审美与伦理道德主题的分化与合流

"杨家将"文学作品经过民间艺人和文人群体的想象、加工、改编,有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从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者在整体构思、立意谋篇、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伦理主题、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艺术特征和创作倾向;作品的叙事结构(空间结构、事件结构、因果结构、观众心理结构)从单线型逐渐发展为多线、递进、扇形、结网型;故事中"杨家将"家族英雄群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单薄到饱满,表现出虚实结合、美善相济的审美特征,呈现出渐次推进、逐渐变异、累积放大的演变历程.纵观"杨家将"文学作品的整体流变,是沿着"娱乐审美--道德教化--审美+伦理"轨迹而展开的,此即"杨家将"作品流变过程的文化特征和审美内涵.     

《宝文堂书目》著录与古代小说研究

<宝文堂书目>是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话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书目著录的不全是"书"目,除<六十家小说>之外,有可能还著录了<虞初志>或者<三十家小说>的篇目.现在所认定的<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话本,事实上一些不是话本,而是文言小说.一旦对书目质疑,势必动摇甚至颠覆奠基于<宝文堂书目>的学术研究.     

再辨“话本”非“说话人之底本”

学术界一般认为“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但一方面，根据宋明献中有关“话”、“话本”、“话”、“说话”等概念的运用考察，“话本”一词应当解释为“故事”(包含伎艺性的故事及谈话的资料)。另一方面，“话本”在当时也不是一种体的称谓，明人还没有明确的体概念。由此，不能认为“话本”还可兼指其他学体裁，如诸宫调、传奇小说等，《清平山堂话本》更不是一部专门收录说话人底本的小说集。     

明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

明清通俗小说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经典"作品,只能发生在小说"尊体",打破了以"小道视之"的传统观念以后。但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刊和精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得以及时以相对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进而成为"经典"存在;"奇书"概念在江南出现并广为人知,标志通俗小说"经典"作品被明确发现,同时暗含小说"尊体"的萌蘖;江南通俗小说精批精选,对作品博大意蕴、艺术奥秘的阐释,对其卓越创造、伟大张力及范式意义的揭示,则意味着小说作品"经典"地位初步确立。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

先锋小说以非政治化为诉求的话语变革,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重要现象.在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之中隐含着政治话语,叙述艺术表现了特殊的政治美学.先锋小说对"意识流"的发现,揭示了一个政治无法彻底统治的内心世界的存在,颠覆了政治的理性统治.存在的探索和存在感的凸显,还原了现实政治的真相,表现了特别的政治精神.先锋小说的"卑微观点",则从"小"角度解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话".叙事视点本身的显现,构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自赎,是对叙事权力本身的反思和反叛.先锋叙事的政治智慧,也可以反观政治美学的深层结构.     

家庭小说之家庭：幻象·性格集合·时空体

<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和<歧路灯>等长篇小说以家庭生活为描写中心,并且在艺术上具有传承关系,在小说史上形成了新的类型,现代研究者因此将它们称为"家庭小说".但是,人们在认识家庭小说的"家庭"时,往往将它们直接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家庭,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家庭"形象的创造性.家庭小说的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组织",家庭构成了作为特定小说类型的美学基础.家庭由宅院、日常生活等一系列时空体形式交织而成,主人公的形象,丰富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时空体得以充分地建构.小说的家庭最终呈现的是生活世界的幻象.家庭小说的独立,关键是"家庭"在进入小说后获得了建构功能、具有形式意义.因此,从小说自身的家庭图式出发,家庭小说的文学性研究才可能会获得深入.     

非虚构性及历史性:“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考察

叙事是"论诗及事"诗话的基本表述方式,此类诗话以"非虚构"叙事、"小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为主,与小说、传奇、野史等有很大不同,对事件细节、情节不作过多铺叙,呈现碎片化叙事特质,从"见证者"视角叙事。"论诗及事"诗话追忆诗事,记录古诗生长的语境及存在状态,诗话之"事"可将读者带至古诗产生时的历史空间,对古诗历史时空场景还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古诗若过于强调审美性、注重诗歌内部结构分析就容易造成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或作品阐释的自我封闭,或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     

“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

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其"文革"叙事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小说的叙事策略和精神指向。先锋小说主题层面不再是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在叙事策略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或荒诞变形的历史,文革由写实转向心理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在价值意义上,先锋作家的叙述重心与叙述意图落在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文革创伤心理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上,通过荒诞狂欢的语词与隐喻多义的文本,建构了一代人真实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     

传统民居与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时空叙事

元明中篇传奇小说将空间背景设置在民宅大院中,通过打破传统民居的空间秩序展示反礼教的主题,利用深宅大院中合法的空间位移描写男女恋情。受限于民居的空间设置,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一致,特别关注民居大院中带有独特时间刻度的日子,写出了深宅大院中恋情发展的特殊模式。     

"集体行动"与"人的联合"——以集会、游行为核心的分析

集体行动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由聚合的人们进行的一种群体行为.集体行动有利于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并提供产生社会影响的公共论坛.在人权的意义上,集体行动表达了"不平则鸣"的人性诉求,有利于成熟人的心智,并避免个人怯于公开表达的心理障碍,为人们的政治历炼提供了契机."共同目标"与"一致行动"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内在、外在价值,正是通过这些价值的展现,人的联合在集体行动中得以有序的进行.     

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

明代万历以后,通俗小说的刊刻中心逐渐从福建建阳转移到江苏苏州,再从江苏苏州转移到浙江杭州.由于迁移过程与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刊刻队伍有关,因此这一迁移直接带来了通俗小说尤其是白话短篇小说不断雅化的风格转变.     

从历史性书面叙事到表演性口头叙事

历史性叙事一直是中国书面叙事的主要形式,表演性口头叙事的传统则是在西域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由于历史性叙事采用的是有限制的第三人称视角,要求叙述的客观性,所以排斥心理描写,并几乎不通过人物语言来自我叙事或转述叙事.中土口头叙事中以变相结合讲唱的表演方式,乃是白话小说中通常采用块状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表演性口头叙事所具有的参与性、情景化特点,同样会对叙事内容和叙事结构产生影响.     

试论张爱玲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社会小说，表现在描写世态人情、写实性、结构散漫性、全知视角、含蓄笔法和通俗性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村、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新诗叙事艺术概观

新诗的叙事语言是“大白话”,并向着两个方向提升：一种是艾青式的“现代散美”,另一种是李季式的“民间歌谣美”。新诗的叙事方式主要有三种：故事型、散型、情节暗寓型。新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灵活多变,其关键性的突破在一个“大”字上,几乎想写多大就能多大。     

中国现代文学的“因缘”因素：以张爱玲为例

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     

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赞扬和向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倾向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游苔莎和淑等重要人物形象的身上,他的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进展与英国古老的历史化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小说对基督教化中传统的贞操观念持批评否定态度。他把民俗化与他的小说的内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民俗化现象常常影响到人物的命运甚至生死。     

重庆地区毒品犯罪的现状和对策建议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处,历史上是川、藏、滇、黔等西南各省区的水陆交通枢纽。解放前是烟毒的主要集散地。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短短几年彻底禁绝毒品的奇迹,以“无毒国”的光辉形象享誉世界30年。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毒品犯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毒品从种植、生产、加工、贩运、销售形成一体化、组织化、集团化、网络化的格局,形成了“供、销两旺”的世界大趋势。重庆面临毒品多头渗入,新型毒品猛增,吸毒人群中的亚文化现象侵蚀青少年的精神意志等严重现状,鉴于此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及建议。     

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底蕴

20世纪中国小说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凸显了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深刻精神在各种形态的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中国文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中国小说叙事中人物心态的生长条件;小说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与异端的地位,即使当小说进入文学的中心,也有深刻的作用.不同文化的间性与中国文化的本性,表现了中国小说与异文化的交往中复杂的形态.20世纪中国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南玲北梅”：梅娘与张爱玲小说比较论

上个世纪40年代坛上的“南玲北梅”之说,指的是同在沦陷区的女作家：华北的梅娘与上海的张爱玲。将两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她们的作品同样热切关注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创作焦点对准敏感的两性关系。在艺术风格与审美形态迥异的背后,蕴藏着相似的基本思想：对传统的背离与不屑一顾,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审视着属于人类的恒久的“爱”--男女之爱、母爱及普泛的人类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