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安全服务的主体拓展与机制创新

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产生多样化社区安全服务需求。为此,国家对社区服务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新政策指导下,以警察为主体的一元社区安全服务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参与主体拓展为行政、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并举,工作机制转变为行政机制,社会（自治、公益）机制、市场机制三元并行。不同参与力量,定位明确,功能互补,三元机制协调运行,弥补了警力不足、无法提供高效和多样化安全服务的传统警务弊端,体现了警务社会化的趋势。     

论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乐山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工作的重点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公益导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通过平台共建、家园共治、服务共享,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主体、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内在逻辑、模式选择与实践路径

协作治理理念赋予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合理性,社会企业的本质决定了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可行性和适宜性。作为整合了公益与商业的混合型组织,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创造多重价值。在实践中,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表现为以融入地方社区为基础进行资源筹措、服务性劳动创造和促进服务价值实现的活动与过程。基于价值主张的内容与价值创造的主体形式两个维度,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模式分为社区精细服务商、社区精细服务体、社区综合服务商以及社区综合服务体四种。当前,推动社会企业成为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协作体系的重要力量,需要在政策支持、理念传播、组织能力建设、社会生态系统支持以及社区基础巩固方面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     

上海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2012年12月,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经验交流暨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试点启动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领导和代表参观的第二届"上海公益伙伴日"社区志愿服务展区,通过"社区志愿者登记?注册、社工引领社区志愿者?公益项目、社区志愿服务记录?试点、推优评选?表彰、体系建设?展望"等五大版块的内容,展示了上海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实践与探索。今后,上海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志愿服务的"五社联动",继续科学实践与探索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青岛三个治理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现代社区较之过去以居民为主体的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现出五个方面新变化。一是居民主体呈现多元化;二是社区结构呈现多元化;三是居民需求呈现多元化;四是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五是治理途径呈现多元化。随着时代发展,社区管理与服务还能完全适应新变化,暴露了传统社区的局限性。青岛市海琴社区、登北社区、馨园社区在破解社区参与不足、服务缺位和治理薄弱等问题过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些探索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建设主体是向现代社区建设转型的重要条件;从居民自治向社区自治延伸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关键环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工队伍建设四位一体推进,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有力支撑;健全社区网格化管理、多元化服务、社会化参与三个机制,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必然要求;抓好"五类服务"是向现代社区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社区戒毒工作的思考及建议——以贵州“阳光工程”为视角

贵州"阳光工程"社区戒毒的工作模式对吸毒人员就业安置、帮教管理、回归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可持续性发展不足、社区专门禁毒力量不够、社区戒毒专业化服务不足的问题。对此,应通过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维持其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建设质量,避免急于扩大安置规模。通过引入个案管理的方式,做精细化管理。同时加强戒毒专干队伍建设,培育社会公益组织及专业人员。     

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防灾减灾及应急能力影响着应急体系建设工作。陕西省社区防灾减灾工作存在工作长效机制未确立、风险评估工作缺乏专业性、居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社区防灾减灾机制与应急能力建设必须以"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为引领,"多元参与"为主导,长效激励机制为着眼点,夯实基层应急能力,从而达到完善社会整体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提升的目标。     

构建基于社区信息化的犯罪防控机制

信息化是社区发展的普遍趋势。建立基于社区信息化的犯罪防控机制有利于拓宽犯罪防控的信息来源和探索犯罪防控的社会资源利用模式,创新新时期犯罪防控方法。新型犯罪防控机制建构必须针对信息化社区服务管理智能化、社区资源数字化、社区组织网络化、社区参与虚拟化、"虚拟"社区真实化的基本特征,建构社区治安信息服务中心、社区与警务系统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推动虚拟社区在犯罪防控中的利用。     

园区模式: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新路径——以浦东公益服务园为例

浦东公益服务园坐落于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是内地首个公益组织集聚的创意、创业园区,它于2008年试运行,2009年12月正式开园,面积3200平方米,共有26家社会组织入驻.这里曾经是上海纺织集团的东星手帕厂,产业调整后,经过现代风格的再设计和改造的厂区被打造成一个创意和创业园区,而公益服务园是园区的一部分.浦东公益服务园秉持"创新、合作、成长"的理念,是浦东新区社会建设创新的实验田,是社会组织合作发展的公共平台,也是公益机构孵化和成长的家园.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

这里试以近年来出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案例,考察社会自主管理创新的迫切性及有效机制.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提出及实践类型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上推出《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新思路,并于翌年3月颁布《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被誉为地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亦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

社会组织的发育状况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自由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社会管理的组织创新——从“网格连心、服务为先”的“仙林模式”谈起

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了"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也提出了要"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发育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减肥剂"、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对社会的平稳和谐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促进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项目资助下,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就"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创新"的主题在此进行了全面研讨,既有实践的探索,又有理论的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进行了解读和思考。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浅谈农村社区的治理与服务

农村社区是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居民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建设具有行政化、治理模式多元化和精英治理等特点。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协调机制不完善、社区建设资金匮乏、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和完善社区民主政治、改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提高村民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等,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