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新选择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中,充分发挥法官与当事人的积极作用,使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协同推进诉讼。我国应当选择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以平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价值追求。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符合这一要求,是各国民事诉讼的共同发展趋势并且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而应当成为我国的新选择。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民事诉讼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仍需对当事人与法院的角色分配作出调整以构建该诉讼模式。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几点建议——基于人权保护原则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因素,但是其总体上还是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带有一些审问式的色彩.从长远利益看,这并不利于保护人权.根据刑事司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利益机制失衡,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与时俱进并适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切实调整好公共安全、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     

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再构建:多元、对接的诉讼程序

基于"社会主义"、"共同主义"、"现实主义"、"系统主义"等诸多"构建主义"的考量,我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以"多元的、对接的诉讼程序"为根本特征,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普通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这样的诉讼模式能够承担对犯罪行为人进行报应和对受害人进行物质赔偿、精神抚慰的双重使命,进而能够成为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使得社会状态变得更加和谐。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试论立法与诉讼结构的缺陷对律师刑事诉讼执业权利的影响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得不到完善保障导致律师参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向控辩式转型消极的现状令人担忧。作者对照刑事辩护制度的国际标准，从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出发，分析认为：立法上的缺陷、诉讼结构内在机制不平衡与当前司法体制弊端的双重作用是影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保障的两个主要因素。     

证明、查明与拍板——真实发现途径与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就真实发现途径而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证明"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查明"模式;我国虽然强调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作用,但司法决策权主要由长官行使,因此可以被称为"拍板"模式.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对抗能力不足,诉讼各方难以胜任对抗式审判方式,民众更希望国家机关查明案件真相.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短期内更应当强调国家机关在查明案件真相中的作用,我国的诉讼模式应当更多地吸收职权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定罪量刑二元制的审判构造,对于实现司法精密化,保证法庭中立,保护辩护权,促进裁判结果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的处理是诉讼理论与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不同处理，原因在于两国诉讼模式和人权保障理念上的差异。在我国，私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有取证资格，对于私人严重违法取证应予排除，对于私人一般违法取证应由法官裁量排除。     

辩诉交易的历史溯源及现实分析

普通法的刑事司法经历了司法不鼓励自白、辩诉交易在实践中广泛开展并最终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历史过程.当事人主义模糊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辩诉交易的盛行与对抗制诉讼的低效率、不可预测性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的辩诉交易因其导致司法腐败而备受争议.在我国,由于并不存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压力,辩诉交易应当缓行.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

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理念的弘扬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当用诉讼主体理念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按照"诉"的规律审视检警关系和检法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实现者是检察机关,该政策为我们探讨多元化地解决诉讼纠纷提供了基础和支撑;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国家追诉权的谦抑和适度;检察权的配置主要在于职务犯罪侦查权、批捕权和诉讼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从刑事诉讼主体角度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仅是当事人,更应当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把被害人界定为诉讼主体不仅是程序参与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而且是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平衡的诉求。只有确立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状况。     

进退维谷的刑事诉讼制度及其困境超越

刑事诉讼制度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难以化解,由此引发了公正与效率的矛盾,进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程序"也许能使诉讼制度摆脱僵局,而这正是我国所缺乏的。     

浅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几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以人权保障为视角,可以折射出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有关制度与观念方面的许多问题,同时也能够对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刑事程序选择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区别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刑事程序选择权,即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刑事程序选择权依行使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当事人选择权和诉讼当事人选择权;依内容可分为时程序性事项的选择适用权和对具体程序的选择启动权。检察机关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当注重"以简应宽"的原则,推动宽严相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诉讼当事人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力在宽严适用方面的恣意。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论刑事案外第三人财产权之程序保障

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加强案外第三人的财产权保障,但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在此方面却具有严重的缺失性。我国应当借鉴域外一些立法,从赋予案外第三人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建立公正的涉案财物裁决程序与合理的举证责任分担制度等方面,加强对案外第三人财产权的程序保障。     

刑事简易程序的多元化建构

刑事简易程序的本质特征是审判方式的简化。域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即简易程序的设计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针对我国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改变简易程序单一的现状,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具体为重构简易程序,增设处罚令程序、被告人认罪径行判决程序、刑事和解程序和认罪协商程序。     

刑罚立法复审制度之提倡

有关刑罚的立法,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最为重要的刑罚立法。刑法在广义上含刑法典、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也含刑事诉讼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刑罚立法,有些表现出与法治的基本准则不相一致的情况。要使刑罚立法真正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需要构建刑罚立法复审制度。     

论我国刑事初查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我国的刑事初查制度在司法实践形成并发挥了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体系而存在诸多制度缺陷,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从根本上克服这一缺陷不能仅从完善初查制度本身入手,而应考虑改革我国的立案程序,建立随机型刑事侦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