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追赃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重构

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对善意取得是否能阻断刑事追赃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追赃依据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主要标志就是规范公权、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倡导私权,在立法的方向上,把善意取得制度纳入刑事追赃的规范体系是大势所趋。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是确定善意取得制度能否适用的首要因素。特殊动产中“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有重合之处,但二者终有区别。依物权法,遗失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权利人有条件的行使回复请求权。货币和有价证券因其特殊性一般无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余地。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较动产有所不同,物权法将动产和不动产进行统一规定,实现了法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多维视角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重刑轻民,公法优位的观念导致追赃活动中司法自治功能缺失。赃物有限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并不违背价值冲突规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客观要求,能实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和交易成本的可控与节约。其中,善意标准应从价格和交易环境两个方面客观考量,善意证明责任应公平分配,并应设立特定物有偿赎回和特殊物品不得回复的限制性规定,以便真正衡平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宜设立善意第三人的补偿制度和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在立法完善之前,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补充方式进行法律适用。     

刑事追赃:困境、原因与对策

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刑事追赃的困惑主要有5个:"追缴"的法律定性及手续不明、涉案物品是否属于"赃款赃物"或"作案工具"在认定上有争议、对涉案物品的处理有分歧、刑事追赃手段非常有限、退赃与"兑现政策"存在矛盾。而刑事追赃相关法律缺乏、刑事执法资源配备不合理、刑事追赃程序运行封闭是导致上述困惑出现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则会影响到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以及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之上完善刑事追赃制度、合理分配执法资源、完善刑事追赃程序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对策。     

票据善意取得制度"善意"之探析

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是法律对所有权的安全与对交易量的保障之间博弈的结果.在票据法中票据的善意取得具有与一般善意取得制度共通的表征.由于票据法的特性,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又与一般善意取得制度有着不同的特色.通过对票据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善意"的分析,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中需要重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冲突协调——兼评《物权法草案》善意取得之规定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相互区别与联系的两种法律制度。《民法通则》未规定善意取得及其与无权处分的关系。《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存在疏漏并与善意取得的适用有冲突,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予以理顺。物权法草案中善意取得之规定有待进一步检讨和完善。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以房屋交易为例

由于立法强调法制的简洁性,我国《物权法》将动产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一并规定,致使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上存在一定模糊性.因而有必要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加之案例以助理解.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转让人转让该不动产时为无权处分人、转让人以合理价格转让、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为善意、不动产物权转让公示的完成.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效果包括:受让人取得不动产物权,原所有人与受让人、原所有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变动.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我国刑事追赃的实务困境与制度完善——以法院追赃活动为视角

由于我国刑法对刑事追赃问题规定得不明确，导致法院在追赃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追赃效率较差。为建立科学的追赃制度，首先应当明确刑事追赃的概念，界定赃款赃物的范围以及不同阶段追赃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性质建立各部门分类衔接、互为补充、相互制衡的追赃程序，并逐步探索法院对刑事追赃程序的司法控制体系等。     

追缴赃款赃物的实务困境及制度完善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赃款赃物的追缴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实务中陷入困境。在我国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下,赃款赃物的认定机关应根据处理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有最终程序处理权的机关就应有认定权,认定机关的不同决定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包括普通程序、特别程序和独立程序。从我国现状出发,在程序正当和监督齐备的条件下,赋予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针对法定情况适用不同的程序来认定和处理赃款赃物的权力是必要也是可行的。     

论票据善意取得对票据诈骗犯罪侦查的作用

为了解决票据转让中的特殊情况,《票据法》特别设置“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票据交易和使用的安全。票据善意取得对票据诈骗犯罪侦查具有提供票据鉴别真伪和查清票据流通关系的直接作用。还具有为侦查提供直接的犯罪线索和防止犯罪等作用。     

圈套、诚信与侦查法治

侦查圈套是一种极富争议的侦查方法。它是必要且有效的,但其欺瞒性与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存在冲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侦查圈套的正当性标准,根据诚信原则尽可能抑制侦查圈套的弊端,是侦查法治的必然要求。     

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采纳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一定优势,司法实践中呈现不足需要完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客体要件应限制为已登记的不动产、＂真正权利人之可归责性＂非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二重买卖关系以及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合同法第51条的协调。     

论我国对洗钱罪的没收措施——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禁毒公约》明确了通过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以打击相关犯罪的宗旨。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应适当扩大洗钱收益的没收范围;制定洗钱收益没收的国内立法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对没收的洗钱收益的资产分享制度等,以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出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腐败犯罪所得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犯罪所得制度国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展开论述.     

善意取得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公信力是赋予合理信赖物权表征方式的善意第三人以保护效力,善意取得为公信力发挥保护交易安全的机能提供环境。法律应当基于赋予占有和登记以公信力以及维护交易安全、交易秩序之基础上,在动产和不动产领域分别确立善意取得制度。     

试论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赃款赃物认定和追缴的法律问题

赃款赃物不能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来理解，在追缴赃款赃物的过程中，除追查和收缴外，还涉及赃款赃物及其他财产的控制与处理。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可先行保全，在赃款赃物流转时，应遵守民法有关原则。     

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制度。其适用范围一般限于以移转占有为公示方式的动产。不动产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善意取得问题,但在其它情况下则不能产生。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动产担保物权也不可能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